曾培炎 建立和谐公正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遭受了二次大战以来的最严峻的一次挑战，各主要经济体、国际组织迅速作出反应，出台了一系列的救助措施和刺激计划。

 

    现在对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众说纷纭，有的比较乐观，有的依然谨慎。我认为，这次复苏将会是一个较长的、曲折的过程。

 

    首先从金融本身来看，巨大的泡沫没有彻底化解，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资产比年初的估计规模翻了一番，大量中小银行的不良贷款还没有清理，还有待清理。金融体系目前不排除出现一些新的、局部的动荡的情况。

 

    其次，从各个市场的主体来看，一些发达国家居民受到资产泡沫破裂的影响，陷入到债务的危机，加之失业率的上升，预期收入的下降，国际市场消费的恢复不是一朝一夕的，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量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继续衰退和倒闭，从各央行释放出的流动性目的看来，相当一部分在实体经济以外循环。中小企业的融资仍然很困难。全球产能过剩的问题比较突出，需求不错，新的需求增长点有待培育。很多国家的政府的应对政策已经到了极限，财政货币政策回旋的余地不大。

 

    第三，更重要的是建立世界经济正常的运行机制。需要转换发展模式，改革现有的金融体系，调整经济结构，这必然会促进到各个方面的利益，对其中的难度是可以想像的，也应该作出充分的估计。

 

    这次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主要在实体经济领域。由于外需，也就是出口急剧收缩，使中国的对外贸易明显下降，产能过剩问题比较突出，企业效益明显下降，就业压力增大。

 

    危机发生之后，中国政府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了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扩大了公共投资的规模。

 

    我国新增的4万亿投资已经下去，两年内完成。鼓励居民消费，培育家电、汽车、住房新的消费热点。中国过去5个月的汽车销售已经居世界第一位。制定了若干产业的振兴计划，调整产业结构。加大改善民生了的投入，今明两年，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要达到4千亿。今后三年政府用8千亿的投资用于医疗卫生的体制改革。与此同时，也采取了稳定出口市场，尽可能地减少外需萎缩带来的不利影响。

 

    目前，中国采取的这些政策初见成效，但仍然面临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稳定外需短期内难见大的成效，内需的扩张有限，还无法弥补出口下降的影响；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缺乏为农民、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体系。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经济回升的基础有待进一步夯实。

 

    从全球和中国的情况看，危机的总体趋势是世界经济正处在一种低位、振荡的时期。为了避免上世纪大萧条和90年代日本经济出现的这种情况，防止刚刚出现的一些复苏的，有的说是“绿芽”，国际社会当前应该凝聚共识，稳定并继续推进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前功尽弃、功亏一篑。当然，对可能愈后不良的政策，像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 应当审慎的使用。我相信对应对危机的政策将会是今明两天交流的主要议题。

 

    这场危机暴露出传统的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中的深层矛盾，随着形势变化，世界经济将会突破旧有的秩序和格局，传统的国际分工、经济结构、发展方式、治理模式都会面临一些新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既着眼当前，又要着眼解决后危机时代的更为复杂的中长期的问题和深层次的矛盾。积极开展一些前瞻性的研究，提出富有远见卓识的标本兼治的政策，从根本上防止这样的灾难重演，推动形成和谐、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

 

    首先，稳步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今年G20峰会之后，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形成了一些共识，现在的关键是要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并落到实处。国际社会应当共同推动完善金融监管机构，制定普遍接受的监管标准和规范，加强信息披露，对可能出现的系统性的风险进行跟踪，监测和及时干预。国际货币体系应当向稳定的、可预期的、多元化方向发展，但是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框架难以在短期内有大的变动，你的货币容易成为我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设计出一种机制，保持世界上主要储备货币的币值稳定，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金融风险的必要监督，对它的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重应该有所约束，这样才能促进提升的能力。为了维护区域金融稳定，提倡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充分发挥商变货币互换协议的作用，扩大互换的热度，签约后的范围，在东亚地区应当加快“清迈倡议”多边化的进程，建成区域外汇储备，增强这一地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第二，要促进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金融危机的深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的储蓄与消费关系。美国多年经常保持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居民大量借贷。这种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看来是难以为继。

 

    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高储蓄国家，外汇储备和外贸依存度往往较高，最容易受到金融风险的冲击。这种全球消费储蓄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各国经济的实力、文化的传统、人口结构的影响，要改变这种模式，绝非一年半载就可能实现。当前，可以从发挥各自的优势，调整贸易结构入手，发达国家增加技术、服务和高端产品的出口，减少经常项目的赤字，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促进他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中国家要注重改善民生，扩大内部需求，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同时也要改善投资环境，吸纳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转移，努力实现双向互动、互补、互赢来逐步调整消费储蓄结构当前不平衡的状况。

 

    第三，坚持经济全球化的方向。国际贸易和投资历来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两个轮子，是重要因素。随着全球市场的萎缩，就业下降，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开始抬头。这种做法既损人也不利己，反而加剧贸易摩擦和投资摩擦。

 

    危机以来，全球反倾销的总数同比增长了40%。虽然危机中也出现了一些区域全球化的声音，但全球化的方向不可逆转。各经济体对市场的监管应当坚持开放、透明、非歧视的原则，并接受各个方面的监督，对外资的进入审查中应当避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尽可能地减少对企业并购等市场行为的干预，要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严格限制能源、资源类大众商品的垄断经营。

 

    国际社会应当继续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维护多边谈判的授权，坚持已经取得的谈判结果和模式，灵活务实地解决好遗留问题，推动早日达成协议。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危机最大的受害者，国际社会在减少贫困、缩小南北差距方面取得的进步有可能在这场危机中烟消云散，甚至会出现逆转，对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条战。发达国家应当进一步改善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恪守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和减灾承诺，避免因金融危机时期陷入更加深的困境。

 

    第四，推进经济的绿色复苏。当今世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节能环保技术取得了很大进步，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技术也有着新的突破。发达国家应该加大在这方面的投入，使这些技术能够尽快的使用化和双用化，形成一些新的产业亮点。发展中国家当前要解决面临的困难，很有可能在复苏中重复过渡的资源消耗，破坏环境的发展模式。所以没有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复苏，世界经济的绿色复苏也不可能实现。

 

    国际社会应当在共享先进的绿色技术方面建立一种相应的合作机制，促进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的支持，为增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应当按照巴厘路线图的要求，就加强工业和议定书的长期有效和持续实施达成强有力的制度安排。

 

    当然，实现绿色复苏从根本上讲，要靠长期投资，主要是人力资本的投入，也包括科学技术、环境保护、社会保障、扶贫等领域的投入。为千年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连绵不断的注入活力，这种投资有利于短期的金融投资，是实现全球经济长期稳定和增长所必须的。

 

    近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更加纷繁复杂、瞬息万变，正确的决策越来越离不开科学、系统的判研与谋划。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发挥智库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形成了多种类型的智库，在改革和发展中提出了很多富有创建性的政策建议。部分机构和专家还直接参加了政策研究的制定。近年来中国智库与国际智库的交往日益增多，合作更为务实，我相信这对推动中国智库的发展一定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首先，应对金融危机要智库提供更多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提出解决危机方案，是智库义不容辞的责任。在金融危机中，由于各个经济体的情况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受到的伤害也不一样，这就需要智库对危机进行多维度、多视角的研究，防止危机深化，防范次生灾害。在这方面要形成一些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应对方案，为政府和企业出谋划策，以尽可能地缩短危机持续的时间。

 

    其次，要科学制定公共政策。科学制定公共政策有利于智库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现在社会的公共政策越来越趋向于理性和科学，对日益复杂的经济问题需要提高智库对决策的参与度，智库应当开展公正、独立、客观、全面的分析研究，为决策者提供有价值的报告和建议。同时，智库应主动加强同政府、企业、公众的联系与沟通，搭建一个畅通的互动平台，争取获得决策者的认同和社会的支持。

 

    第三，智库应该积极参与，有助于推动政府之间对话与交流。这次危机的治理过程表明，没有全球有效的政策协调，就不可能带来全球有效的复苏。除了应对金融危机以外，解决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全球气候问题，能源和粮食安全等事关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重大问题，都需要各国之间建立起沟通机制，进行广泛的政策对话。各国的智库应当发挥专业的优势，加强国际之间的热点、焦点问题的沟通，提出建设性的建议。我想这将有助于加强政府间的政策协调，为应对各种全球风险和挑战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四，智库应当自觉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智库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有一定的话语权，其主张有社会影响力，因此智库的研究应当正确反映公众的意见，体现公众的利益，审慎的提出意见和建议。从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的规律出发，合理的引导社会预期。智库的研究成果应当保持科学性、客观性和严肃性，处理好公共利益与集团利益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