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忠国 中国的三大转型与社会主义的重新规制
- 2008-11-20 17:47
中国的三大转型与社会主义的重新规制
----美国金融危机应对之我见
田忠国
2008年10月11日
人们普遍认为，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来说，风险大于机遇，但我却认为，机遇大于风险、收益低于投入、转型重于泰山。关键问题是我国如何处理了。有人可能认为，既然收益低于投入，怎么会机遇大于风险呢？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选择，也就是说是个如何转型的问题。再进一步说，在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风险的过程中，我们虽然无法避免损失，但可以降低一些损失，并借此机会完成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
一、价值观念的转型
有人可能认为，我把价值观念的转型作为应对危机措施之一，并且还是首要的危机应对措施是胡扯八练，但是，如果我们从张宏良、韩德强、仲大军、张文木、潘维、左大培等人和吴敬琏、茅于轼、厉以宁等人对中国经济社会和美国经济社会对比分析中，不难发现，由于前者和后者的价值观念不同，或者说完全对立，他们对两国的趋势分析，得出的结果是完全相反的，这就说明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之所以陷入严重的困境，甚至可以说是面临严重的危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吴敬琏、茅于轼、厉以宁、张维迎等一批对中国决策层有重大影响的学者，其价值观念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个人的价值观念是构建价值判断标准的基础，也就是说，对于同一个事物，由于价值观念的不同，更准确的说法应该叫价值判断标准的不同，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由此可知，吴敬琏、茅于轼、厉以宁、张维迎等，以美国自由掠夺式经济发展模式观念审视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必然把中国引入有利于美国的歧途。也就是说，吴敬琏、茅于轼、厉以宁、张维迎等，按照美国的自由掠夺式经济发展模式价值观念，制定中国的发展模式，就只能为美国输血，因为，自由经济规则的本质，是为强势集团自由掠夺世界资源创造条件。而张宏良、韩德强、仲大军、张文木、潘维等，则在消化吸收西方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各自虽然不尽相同，但却完全独立的中国式价值观念和中国式价值判断标准，并用此价值观念审视中国实际，观照世界问题，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念植根于中国利益的泥土，所以，他们总能在各自不尽相同的价值观念中，烛照出中国的实质问题，并给出一个个有利于中国和中国人民发展的良好方案。
对于这一点，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党和共和国的前途命运的角度说，为政者应该为我国的主流价值观念转型做出努力，用张宏良、韩德强、仲大军、张文木、潘维等人的价值观念，解构吴敬琏、茅于轼、厉以宁、张维迎等的价值观念，也就是说，用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解构美国人的自由掠夺的价值观念，重新规制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价值判断标准，我国才可能走出发展中的困境，化社会风险为发展机遇。
二、思维方式的转型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思维方式，但整体上看，大体上有三种思维模式，一种是西方式，即霸权和掠夺式思维模式，一种是伊斯兰教思维模式，再一种是中国的多元并列发散式系统闭环思维模式。后一种思维模式是中国式思维模式，有人称之为东西式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是扩散式的，消除智障的最佳方式。有人可能认为，咱们都是中国人，都具有这种思维模式，我看未毕。因为，人类的思维模式与价值观相关，也就是说，你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模式。现在的中国人，特别是主流精英，比如说吴敬琏、茅于轼、厉以宁、张维迎他们，其价值观念早就不是中国人的了，而是西方人的价值观念，有人称这种现象叫西化。西化好不好呢？我看未必好，也未必坏，但要看怎么西化。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是一种西化方式，这种西化方式，其根本支点在于站在中国人民利益基础上的。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这样一种“西化”过程，所以，中国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之树越来越茂盛。一提中华民族，有人就会大喊大叫，说什么民族主义抬头了，其实，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中华民族不是汉族，也不是藏族或维族，而是五十多个民族的合成体，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多个民族构成的整体。西方人无法理解，五十多个民族怎么会成为一个民族？对于这个问题，要从西方文化源头上梳理才能搞清楚，因为，西方国家，一般情况下大多是单一民族，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的形成，是建立在单一民族基础之上的。他们没有与其它民族平等共享、和谐共荣的价值观念，所以它们形成了单一民族的小国，而中国有民族平等共享、和谐共荣的价值观念，所以形成了多民族融为一体的中华民族。
吴敬琏、茅于轼、厉以宁、张维迎他们的西方式价值观念，用西方式思维模式看待中国的现实问题，就必然跟着西方走，结果，无论他们怎么努力，或者说越努力就越为美国利益着想，虽然他们的本愿可能为中国利益。但是，本愿不能代替实际，所以，重要的是看结果，而不是本愿。比如说，现在的帮美国救市，本愿是减少中国损失，但结果呢？虽然现在还只是开始，没有结果，但如果我们用价值逻辑推理一下，就会发现那个没有结果的结果，实际上在我们做出帮美国救市的同时，就注定了我们更大的损失。因为，自从美国与黄金脱钩，世界就由战争掠夺转变为美元掠夺。如果说战争掠夺是一种非情愿的对抗式掠夺方式，那么，美元式掠夺则完全变成了自愿接受掠夺。打个比方说，美国给世界各国印花纸（美元），世界各国则用各自的资源或产品换花纸，换来的花纸（美元）在其它国家可以流通，但到了美国，那堆花纸只可以用来消费，不可以买美国的高科技产品或企业，而美国却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购买其它国家的主权经济。
这种美国式的花纸（美元）规则，本质上是一种美式思维模式。如果我们用美式思维模式，也即美国规则决策，自然只会造成损失。还好的是，张宏良、韩德强、仲大军、张文木、潘维、左大培等，还保留着东方式思维模式，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智慧无法决定中国命运。这就说明，我国的决策也陷入到美式思维模式中去了。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的一切转型取决于两个转型，一个是价值观念的转型，另一个是思维模式的转型。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不转型，所谓这转型哪转型，不过是在灾难的泥淖滑陷过程中的舞蹈。
三、发展模式的转型
有了前面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的转型，我们才有可能谈发展模式的转型，因为，说到底，发展模式不过是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的具体呈现。比如说，中国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有人简单的认为，前后的变化不过是发展模式的变化，但实际上，决定发展模式的是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由此可知，前后三十年的变化是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的变化。
一）、社会主义的规制。对于社会主义，人们有很多定义，但我个人以为，把资本驯服，为大众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就是社会主义，任由资本自由掠夺就是资本主义。驯服资本有三条路径，一条是全民共有制，也即国有制。但是，国有制如果只有少数人管理（实际上在什么时代只能由少数人管理），没有民众的参与与管理，也就会成为名义上的公有制，实质上的少数人独享制，这就需要第二条路径：民众管理。民众管理并非是指民众管理整个资本运作过程，而是管理那些管理政府和企业的管理者。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没有民众对管理政府和企业的管理者的管理，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社会主义民主。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需求与供应的互动，就形成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由此可知，那种中国前三十年无市场的论调是根本不存在的。在社会主义阶段，需求与供应之间不可能完美无缺，这就需要私有经济加以补充，但私有经济的存在，如果没有有效的管理，其私有资本如果变得强大，就会产生权力与资本互动，这时候需要通过民众民主权利的规制，有效管理政府官员和企业主，这是一条路径，另一条路径则需要突显民众权利，强制私有资本的利润空间保持在合理的水平，而不是全无制约。
我个人认为，创新社会主义制度，一共有三条路线，一条是对政府权力的规制，另一条是对民众民主权利的规制，第三条是对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的规制。在这三条线路中，民众的民主权利必须高于政府权力和资本权利。如果民众的民主权利低于政府权力和资本权利，民众的民主权利就会失去监管政府和资本的功能。
二）、外汇储备收购美国的科技企业和实体经济。在创新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同时，应积极应对美国的金融危机，当然，积极应对美国的金融危机并非是去美国积极救市，而是以追债方式，强行购买美国的科技企业和实体经济。欠债偿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定的国际规则，中国为什么不能运用这一国际规则争取中国的利益，反而损害国家和民众利益偏偏帮美国救市呢？
在写本文的过程度，偶然读到一则消息称，美国欢迎中国到美国投资，既然如此，中国控股它的波音公司、英特尔公司或AMD公司好了。如果美国不同意中国控股，就说明它毫无诚意可言。对于不讲诚信的国家，最好的办法就是促使其尽快死亡，而不是救活它，然后让其对弱国自由掠夺，特别是对中国的自由掠夺。
马燿邦先生在“退出WTO，防止与美国金融危机共沉”一文中最后说：“不幸的是，由于持有大量的美国债券，中国不仅由于美元贬值而正在蒙受严重的损失，而且正在把通货膨胀输入到国内，因为只要外汇储备增加一美元，中国的央行就不得不发行等值的人民币，从而增加了货币供应量，降低了人民币的价值。这最终会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给中国带来难以估量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因此，中国必须改弦易辙，抛弃WTO、知识产权体制和对美国的贸易依赖，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的经济，创造国内的需求。中国也可以利用过多的美元，回购在华的美国子公司，把美元送回美国。于是，中国就会避开"美元霸权"和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的控制，使自己能够把出口收入用于国内的独立发展。”我国怎么办？是无可奈何的继续购买美国国债，还是“改弦易辙，抛弃WTO、知识产权体制和对美国的贸易依赖，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的经济，创造国内的需求。中国也可以利用过多的美元，回购在华的美国子公司，把美元送回美国？”现在到了必须做出正确抉择的时候了。
三）、自由与强制管理的结合。消费市场是自由的，但主权产业结构必须是强制性的，产业供应链也必须是强制性的，因为，保护主权产业结构的有效方法，不是供应链的自由，而是消费的自由。韩德强先生在“中国未来社会展望”一文中，对于自由与强制问题有极其精彩的描述，是很值得一读的美文。再进一步说，只有强制与自由结合起来，我国的企业才能在做好的基础上逐渐做强。
四）、外向型经济发展向内需型发展模式的转型。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卖技术、卖品牌，另一种是卖劳动力和卖资源。前一种外向型经济，通过技术与品牌的交换，获得的是财富和资源，后一种外向型经济，获得的是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再加一个消费能力丧失。有人可能以为消费能力丧失只是穷一点，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但是，当一个国家的消费能力丧失到一定程度后，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就会完全消失，经济就会停滞不前或者倒退。由此而引发的一切社会问题，不是可以用经济换算的，而且，国家安全问题也成为无法解决的问题。
由此可知，一个后发国家，特别是对一个不具备原创能力的国家来说，把主要精力放到发展外向型经济上，就是自掘坟墓。因为，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在掏空你的资源的同时，破坏了你基本的生存环境和消费能力，最终只有死路一条。世界各国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人口多少，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而一个国家的消费能力，最终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力。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首先要有消费人群的规模，其次要有消费能力。我国经济发展遇到的最大一道坎，我认为就是消费人群的消费能力的丧失。我还认为，这种现象是很可怕的，因为，它最终会摧毁经济发展的动力。所以，中国要想继续发展，就必须做好：
1、强制提升消费能力。强制提升消费能力有如下途径：1）、强制提高收入标准。2）、平均发钱。3）、缩小贫富差距。 2、有目标、有计划的限制发展外向型经济。
五）、向自主科技创新转型。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所以，我国必须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我国的历史已经证明，不走独立自主、自主创新的路子，中国就走不出国门，走不出国门，就没有更好更快的发展。但是，走出国门的唯一前提条件就是独立自主、自主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