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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大军 影响中国就业的主要因素

  • 2007-05-25 09:37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沪深股市已经分别上涨到4000点和1万点以上。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只能说明中国的资本与劳动正在拉开距离,大量资本正在进入一个与实际经济无关的虚拟经济,在这种情况下,缺乏资本的劳动正在日益陷入失业与待业的困境,中国的就业问题必将越来越严重。

    目前,我国总劳动力人口8亿多人,但实际就业人口在城镇仅有不到3亿人,在农村不过3亿人,有2亿人是处在一种非正规就业和失业状态。以失业率10%计算,我国真实的失业人口至少在8000万人之上。若以目前正规部门测算的劳动力闲置率为15.77%计算,那么我国的失业人数会更多。并且,这种状态在今后十几年里似乎并无减轻之势。

一、造成我国就业问题严峻的原因

1、人口的自然增长率。

这些年里,我国每年净增人口将近1000万,每年新增劳动力人口大约2600—2800万。净增人口是指最近十几年间,我国每年出生人口在1800万人左右,每年死亡人口在800万左右。生大于死,故每年多出上千万人口。但这一因素并不影响就业,影响就业的是20年前的高出生率。由于上世纪80年代下半期,我国每年出生人口上升到2800万左右,因而到了今天,这批人正好进入劳动就业范围。

但我国近些年里每年新增的工作岗位平均在900万左右,因此,新增劳动人口与就业岗位就拉开了巨大的差距。如果每年有1000万新增劳动力找不着工作,那么10年下来就会积累起1亿人的失业大军。因此,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估计到2015年,我国的失业人数估计要达到2-3亿人。这不仅将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2,影响就业的第二个原因是市场经济的单纯追求高效率。

由于我国引进市场经济机制,大批国有企业改为私有企业,这种经济制度和企业制度的变化必然导致企业大量减员增效,这一因素曾导致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不仅没有增加就业,反而大量消灭就业。短短四五年的时间,国有企业消灭的就业岗位就高达5000多万。

而私营企业在这一时期尽管大量涌现,但由于对效率的追求,也严格限制用工,能用一个人的岗位决不用两个人,能用两个人的岗位尽量用一个人或一个半人。因此,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这一阶段我国的新增就业岗位数量极其可怜,每年平均大约800万。这与每年新增2000多万劳动人口相比,就业缺口巨大。

3,影响就业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是技术进步和机器的引进,这一因素也是大量淘汰劳动力的重要原因。

自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制造业领域和服务业领域机器化、自动化和电子化程度大大提高,在这一时期,我国每年从国外引进的机器设备高达七八百亿美元,经过近20年来的不断产业升级换代和电子信息产业化,我国企业的自动化和机械化率比起改革开放之初有了天壤之别。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也是一个机器淘汰人力的过程。仅这一因素导致的人员裁汰每年就有几百万。

至于说未来的前景更不容乐观,不论在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机器替代人的现象比比皆是。早在上世纪90年代,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一个高级世界论坛上,与会者便得出共同的结论: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20:80的世界,即20%的人有工作,80%的人将失去劳动岗位。《大趋势》一书的作者奈斯比特说:“工业时代与它的大规模福利一起,作为经济史的短暂瞬间将不复存在。”

这种状况在不断工业化的中国将更加明显。工业技术进步与大量劳动就业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4,影响我国就业的第四个重要原因是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状况。

目前我国的劳动收入极低,根本无力消费,加上社会保障水平偏低,普通居民更没有消费能力。当前国内红红火火的消费基本上富裕群体的消费,什么五一黄金周假日游,根本与低收入群体无缘。

收入分配不均,使大部分国民财富落到上部分高收入者手中,他们的富裕消费既拉动不起正常的生产,也创造不了大量的就业。而社会上真正该生产和创造就业的群体却因为缺少资本难以运营。

收入分配不均还导致国内市场的需求极其狭窄,大部分的企业产品要靠到国际市场上销售,但国际市场容量有限,再增加出口已经十分困难。并且,我国生产和出口的货物越多,利润率越低。很多国内出口是微利出口,更有一些产品是通过消耗国内生态环境资源亏损出口的。这种情况已经严重地影响到扩大就业。如果不均衡国内收入,不提高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水平,许多社会成员不但会落入失业行列,也会落入贫困艰难的生活拮据状态。

我国的就业问题,正如我国古典经济学早就指出的一样,是生产资料与生产力相分离的结果。一边是资源和财富闲置,一边是劳动者一无所有。这种贫富分化既造成了物力资源的浪费,也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并且,随着我国自由主义市场化继续深入,这种局面会更加严重。

总之,我国的经济增长不是劳动推动的。劳动参与经济的程度越高,劳动的分配能力越强,居民的收入增长就较快。但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由国家和资本推动的,国家和资本分配能力强,劳动的分配能力弱,政府财力充裕,居民收入增长却缓慢,由此导致了低劳动参与率。

因此,说到底,我国的就业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改革这么多年来的效率至上思路,已经给我国的持续发展带来巨大的障碍。如果不回到社会主义思路上面来,我国的就业问题和社会问题会更加严重。

5,不合理的社会管理也是影响就业的重要原因。

今后若干年,如果政府不放宽目前对个体、微型经营的限制,如果政府还是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课税太多,如果政府各部门的乱执法、乱罚款和乱收费得不到治理,如果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仍然缺乏金融支持,那么我国的就业规模就别想扩大,我国严峻的就业问题也不可能得到解决。

治理管理部门乱收费和管卡要是增加就业的重要途径,但现在的政府部门如工商、质监、城管、交通行政管理、医药食品监督、消防、环保、法院、检察院等无不在暗中搞着乱收费和乱罚款的事情。这种状况使创业者的成本巨大,得不偿失,只能放弃一切作为。

由于居民资产从事创业活动受到政府各部门注册准入、收费罚款、繁多执法、吃拿卡要、各环节公关等限制,有钱只能去投资股市或者房地产,在房地产受到宏观调控的情况下,股市的泡沫会大增;2007年如果股市下落,房地产的投资压力又会增大,房地产泡沫又会再起。但是,资金涌入这种投机部门并不能增加就业岗位,只能导致经济畸形发展。

很明显,工商税收等部门的门槛越高,手续越完备,管理越严格越烦琐,小企业的生存成本越高,就业就越困难。如果说在六七年前,办个小公司还可以在任何一个银行里开户,但今天,要在中国银行开个帐户需要注册资金起码100万元,工商、华夏等银行至少要50万元。这种金融服务已经把大批的微型小公司拒之门外。象招商银行,即使开户门槛较低,但帐面上每天必须保持5万元以上的资金,否则每月要收取50元的管理费。

还有公司用房问题,前几年工商局曾经允许从事知识经济的咨询公司利用自己家的住房注册公司,但近来又不允许了。不管什么样的企业,统统都要到外面租房办公。光是一个注册地点,又屏蔽掉一大批进入正规就业的人群。现在很多正规企业,都允许员工在家办公,而注册公司却不允许利用自己家的房屋,这是什么为渊驱鱼的就业政策?! 

总起来说,工商和税务这两个部门对小企业的管理和收税恐怕还抵消不了他们的税收成本和管理成本,有些管理完全是劳民伤财。一个几个人的微型公司,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财务会计一套手续都要齐全,不管有无收入,都要与各个相关的部门打交道。这种情况怎能不导致中小企业和个体户数量大减?!

据国家统计局普查数据,1999年时,我国个体工商户为3160万户,2004年时,下降为2350万户,减少了770万户,平均每年减少128万户。1998年时,我国企业法人为262.8万家,2004年为325万家,关闭与新增相抵,6年间只增加了62.2万家。仅2005年一年,法人企业即净破产关闭了30万家。假如一个企业平均安排10个劳动力就业,一个个体户平均安排两个劳动力就业,这就减少了2000多万个就业机会。

6,过重的税收也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创业与就业。

据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身上收取的各种收费和罚款,规模大约在3000亿元左右。如果按照两万元容纳一个劳动力就业来计算,至少有150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如果不设法避税和逃税,会有将近85%的企业被迫破产倒闭。

并且,对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税收范围还在不断扩大,且不说传统的营业税、所得税、教育附加税、城建税、印花税、个人工资所得税、车船税,连小企业用自家的房屋办公都要交税,光这一项的税种就有2个: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最近又加上了一个残疾人保障金,不管有无收入都要交纳。办一个小企业简直象被四处拔毛。

我国目前的税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抑制创业和就业的税收制度,对于微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来说是典型的"绞杀政策",不利于扩大就业的制度和政策,必须毫不迟疑地予以改变。

而就在近年来我国失业群体和非正规就业群体日益庞大、下层人民生活日益窘困的同时,以重税哺养的政府部门和垄断部门其日子却大为好过,许多政府部门经费多得无处花,政府的奢侈日益严重。在烦琐的行政管理和沉重的税费挤压之下,中小企业和个体、自由职业者正在日益凋敝,这与政府希望的目标:经济繁荣和扩大就业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二、非正规就业人数在大量增加

目前,我国新增劳动力人口不断增加,而正规就业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已经陷入饱和。从国有部门看,1992年到2004年,我国国有单位职工人数从10889万人减少到6710万人,12年间减少了62%,只有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的公务员人数在这一期间不断增加,从949万增加到1124万,增长了18%。

就业难主要表现在正规就业越来越难,现在在一些机关单位或好的企业谋一份职业往往需要走后门托关系送礼送钱。有些好单位如果进一个人往往要送上几万元十几万元的红包费。

进不了正规部门的劳动力怎么办?只能成为自谋生路的非正规就业者。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非正规就业人数的比例大大增加。若以正规就业的角度来计算,1980-1995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10.3%,同期就业增长率为6.18%,就业弹性系数平均为0.6,而1995-2005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1%,同期就业增长率为2.55%,就业弹性系数下降为0.28!从这一数字判断,我国正规就业的比例在逐渐下降,譬如,2004年进行的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1992年底,我国就业人员总数为66152万,2004年底我国就业人员总数居然也是66152万,12年间,我国从业人员总数居然没有增加。那么,新增的1亿多劳动力哪去了?只能进入非正规就业状态。

    这里需要纠正当前社会上流传的一些错误说法,即中国出现了经济增长但就业不增长的现象。实际上中国随着经济高增长,在用工方面也是同步增加的,只是增加的这些劳动岗位很多不是正规就业岗位,大多是非正规就业岗位。

最近有人写文章说当前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25%,这一判断大错特错,真实的情况是,当前我国非正规就业的人口与正规就业人口差不多,甚至还要多一点。从1992年到2006 年,我国总人口增加了12%,即增加了1.4亿人口,新增劳动力大约1亿多人。在就业人员总数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1亿多新增劳动力只有进入失业和灵活就业的自由职业者队伍之中。在正规就业之外,涌现出大量的非正规就业者和失业者,这是近年来我国社会和劳动力市场最值得注意的新现象。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劳动就业增长的幅度跟不上GDP增长的速度,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拉动不大;二是自由职业者的数量和占劳动力结构的比例大大增加。就目前来看,我国非正规就业和失业、待业人口至少在1.5亿左右。如此庞大的数目已经撵上和正在超过正规就业的大约1.4亿人。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角度判断我国的非正规就业者的数量有多大。目前我国总人口13亿,劳动人口将近8亿,其中有3亿多留在农村,约有4亿多在城镇和沿海工业地带。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2004年全国各种行业企业法人单位人数15963万人,约1.6亿人。假如2006年我国企业法人单位的人数为1.7亿,那么城镇中至少有2.3亿人属于灵活就业、临时就业和失业者。假如这2.3亿人中有5000万是长期失业者,那么,非正规的临时就业者人数就在1.7亿人左右。这就是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新情况----大量非正规就业人口的出现。这些人由于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和社会保障,生活状况处于极其脆弱和紧张的状态。

市场经济国家都会有一定数量的非正规就业劳动者,但我国如此庞大的非正规就业人口决不正常。什么原因导致这1亿多人被排斥在企业法人单位之外,以失业者、自由职业者、临时就业者的个体面目出现呢?说到底,是当前我国苛刻的工商税收门槛,不合理的管理政策,过高的金融服务业门槛,导致我国大批的劳动就业群体难以进入合法的企业部门,导致我国的中小企业难以大量地产生和发展。

三、增加就业还靠调整宏观经济结构的支持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就是针对当时失业问题为主要对象而创立的。不考虑就业的宏观调控,在现代国家中是不可想象的。目前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格局是:快速度、平物价、高失业。GDP以11%的速度增长,而劳动力闲置率15.77%。

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高投资、高出口,但劳动力要素拉动经济增长不够。统计显示,投资对增长的贡献为48%左右;进出口对增长的贡献大约为22%;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为30%左右。从这三个数字可以看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远远超过消费。

目前我国的投资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调。而投资率高,并不意味着可以给老百姓增加收入。按国际惯例,处于发展中期阶段的经济转型国家,投资与消费比例的正常水平是30:70,正常的下限是35:65,但我国是45:55。由于收入决定消费能力,如同就业充分与否和工资水平高低决定收入,目前国内消费偏冷的主要原因是工资水平过低和就业不足,而不是社保制度不健全导致的。

要调整这种结构,就必须增大劳动收入的比例,减少资本收入的比例和国家税收的比例。但遗憾的是,自90年代以来,我国的资本收入一直呈上升局势,资本储蓄占GDP之比由90年代初的13%已经上升到大约21%,在这一期间居民储蓄由25%降到了大约18%。政府储蓄这些年里也呈上升局面。

一般来说,资本(指企业)和国家的分配率越高,劳动群体的分配率就越低。国民财富掌握在平民百姓中越少,就业和创业就越困难。这种格局不改变,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但就目前我国过度追求市场效益和效率的改革趋势看,要调整十几年里形成的经济结构并非容易,这是因为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权贵资本主义利益集团,他们的追求就是攫取财富,使社会出现贫富分化。如果沿着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思路走下去,中国未来的局面将更加艰难。因此,我国的就业问题不单单是个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