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健 中国史学界不要自己迷茫和纷乱

 

 

编者按：这是宋健先生1996年5月16日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会议的发言提纲，他在文中提出黄帝纪年作为中国参考纪年。

    国务院决定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列为“九五”重点，得到历史和考古学界的热烈支持。自忖历史知识浅薄，没有多少发言权。但想到，中国古代文明属于全民族，属于世世代代的人民，是全人类珍贵的遗产。读史爱国，人人有责。在“工程”开始实施之际，不揣浅薄，发一点议论，奉闻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实出自为历史科学效劳的至诚。

　

    爱国需要读史。人们说，无论是学社会科学的，学自然科学的，都应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历史上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鲁迅：《华盖集》）学习和了解历史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是五千年历史进程的炼凝荟萃而成。欧洲人也认为希腊史诗是他们文化的渊源。欧洲的伟大文学家，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到歌德，借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和历史题材，创造也不朽的作品。欧洲各国现代语言中充满了与古代神话和历史有关的词汇，广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科学和商业中，如“阿波罗”登月，“三叉戟”核潜艇，“阿喀琉斯之踵”等等，比比皆是，成为欧洲文化的一部分。最近，2月4日，尼泊尔政府发表公告云，五国考古学家发掘证实，佛祖释迦牟尼公元前623年降生地在尼泊尔南部兰毗尼园菩提树下，是“惊人考古成就”。比兰德拉国王伉俪立即去现场主持仪式，耗巨资创立国际研究中心，可见事态之重大。　

    几年前我访问印度，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托尔巴博士（Dr.Mostafa Tolba，埃及人）和我一起参加印部长举行的欢迎宴会。托兴奋地致词曰：“我们，三个最伟大的文明古国的代表欢聚，具有历史意义，因为保护环境是我们古代文明的要义。听他的话，不胜荣幸。　

    作为自然科学工作者，我读科学史多些。李约瑟博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曾公开声明皈依中国文化，并解释道，这是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1986年11月，他最后一次访问北京，惠赠我《李约瑟文集》一册，是潘吉星先生编译的，由他本人作序，答名为“十宿道人”——李约瑟。伴他来华的新闻记者坦普勒（Robert K.G.Temple）也送我他写的书，叫《中国——发现与发明之邦》（China——Land of Discovery and Invention，1986）。书中有一段话，标题为“西方欠中国之债”，大意是，李约瑟的研究解开了西方人和中国人都未曾知晓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迷惘。当代世界文明是由中国历史文明和欧洲文明综合而成。当十七世纪西方传教士向中国皇帝敬献钟表时，中国人感到惊奇。殊不知最早发明机械表的正是中国人自己。欧洲的农业、造船、采油、多级火箭、大炮、降落伞、造酒、造纸、印刷、象棋、蒸汽机原理、天文学、十进制数学、算盘等等，都是文艺复兴以来从中国进口的。没有中国的造船技术、指南针和其它发明，欧洲十七世纪以来的各种发明创造和产业革命都根本不可能发生，也不会有英国的骑士时代和殖民帝国时代。　

    读这些话，炎黄子孙都会感到荣耀。坦普勒用的不是科学家的语言，但这与马克思的话是一致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　

    与埃及、巴比伦和印度不同，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断。战乱、暴政、外族入侵和水旱灾疫，都未能阻止她的持续发展和进步。东周列国，争战五个世纪，处士横议，诸子百家，文伦大爆发。秦始皇焚书坑儒，坑灰未冷山东乱，接着是汉文化的大繁荣。两晋南北朝，天下大乱300年，涌现出一大批数学、天文、医学等领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至12世纪宋辽金元族际争斗又200年，民族文化未被窒息，仍有悲壮浑雅的金格元曲传世。据水利部统计，从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中国发生过1029次大水灾，一片汪洋，生灵殆尽；发生过1056次大旱灾，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中华文明是任何灾难都打不断的链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碍她的生存和发展。她是一部长卷史诗、无穷画卷，是人类知识、智慧和科学技术的不尽源泉。她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造化伦理道德，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的每一角落，溶化到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　

    关于中国自然科学史的研究，与李约瑟院士同时代的很多中国老一代科学家都做出过重要贡献。现在，科研部门、高等院校、文化部门都有一大批科学家在从事研究。李约瑟院士为中国科学史研究开创了新的时代，但并不是终结。后人仍将从中国古代文明中汲取不尽的智慧和启迪。吴文俊院士近年关于数学定理的机械化证明，取得世界公认的新成就，正是研究中国古代数学《九章算术》和现代计算机的成功结合。

    近读李学勤同志的《走出疑古时代》，使人强烈感到，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比较，我国史学界对秦前的系统研究不足。最大的阙憾是自司马迁以来未建立三代纪年，没有正式公布过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以前的纪年参考体系。日本人有《尧舜禹抹煞论》。西方有人说，中国古代史从西周共和元年始。也有善论者称中国古代史尚处于扑朔迷离的雾霭之中，神话与传说杂陈，不见科学面目。　

    察英人罗伯兹（J.M.Roberts）编著，于1993年出版的《世界史》（History of the World）中说：“一致公认，中国的文明史从商开始。长期以来这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基础。因为中国只有公元前8世纪以后的纪年，没有更早的像埃及那样的纪年表。”他还说，商朝于公元前1700年左右统治河南一带约4万平方哩（104000平方公里）的地域，比英国今天面积还小。商代是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以东的有证据的唯一文明，可能于前1027年为周朝所灭。罗伯兹所指的证据是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　

    美国伊里诺依大学斯塔尔（Chester G.Staer）等编的《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1964）中说，中国的古代文明比美国索不达米亚晚，是受到后者影响而发。中国的青铜器出现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炼铁技术是1000年后从西方传入的。从未有过毛制品和奶制品。中国古代文明是在商以后才迅速发展起来的。作者们说，商年代为1523BC—1027BC，安阳出土文物是唯一的物征。　

    所有认知自己的祖国是五千年文明古国的炎黄子孙们，部分历史学家可能除外，对外国人这些说法会愤斥之为浅薄。读了几本现代中国人写的史书才明白，外国人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中国历史学界自己的迷茫和纷乱。　

    太史公司马迁，览尽石室金匮，广采民间遗存，整齐百家杂语，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深考论次，忍辱负重而作千秋《史记》。自清末以来，中国治史学者对前三篇，即《五帝本纪》、《夏本纪》和《殷本纪》，以及《书》、《礼》等文献纪录，有信的，有疑的，有释的，也有根本否定的。作为外行读史，我从几本可靠的典书中摘记少许如下。　

    由毛主席倡议、周总理督编的《辞海》后附“中国历史纪年表”，是从西周共和元年开始的。　

    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把五帝、夏都列为“传说”。夏、商的年代后划上了（？）号。夏代遗迹视为“假设”。郭老1929年曾断言：“《尚书》是开始于唐、虞，《史记》是开始于黄帝，但这些都是靠不住的。商代才是中国历史真正的起头”（《郭沫若全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大学教科书《世界史·古代史》，有世界古代史比较表一张。前21世纪栏内有“禹传子启，夏朝建立”八个字。在前17世纪栏内也有：“商汤灭夏，商朝建立”八个字。表中不见了五帝，忽略了黄帝。　

    有近代史学家自称为疑古派，索性改名为“疑古”，与十宿道人形成对照。　

    历来有不同的意见。唐朝张守节作《史记正义》，认定中华文明从黄帝始，成为唐后1000多年各代政治家和治史学者之共识。张守节还算出，从黄帝到西汉天汉4年共2413年，即黄帝纪元始于2510BC（《史记正义·序》，唐，公元736年）。吴泽先生将商代断为前1766年至前1122年，共644年。他说，“过去许多人终是喜欢无条件疑古，好像夏殷周三代历史，‘文献不足’，‘靡得而记’不能研究，就是‘正史’里的《尚书》、《史记》等，有关夏代商代的历史纪事，也认为不足凭信。不作科学的考古，不触及史实，全盘取消，态度上是欠严谨的”。“《史记·殷本纪》所载帝王名字与甲骨文中所载殷帝王的名谥，差不多完全符合，就是世代的次序，也大体一致，无何差异。《殷本纪》所载殷帝王名谥、世次等，甲骨文字差不多都给以证明不误了。”（《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棠棣出版社，1951年）。尹达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我国古代社会的传说里究竟是否全属伪造？在这些疑说纷纭、似是而非的神话般的古史传说中是否有真正的社会历史的素地？”他认为，考古学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这些神话的传说自有真正的史实素地，切不可一概抹煞”（见《尹达史学论著选集》，450页；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23页。）最使炎黄子孙们迷惘的，莫过于忽略黄帝的存在。　

    陕西有黄帝陵，中华人文始祖的象征，近年正按国务院决定进行修葺。春秋以后两千七百多年来，赴黄陵祭祖者络绎不绝。汉武仙台，悠乎屹立。从秦文公（前756年）到清朝，历代帝王祭陵昭祖者史录76次，留存碑文30余方。　

    1894年中日海战，清廷败签《马关条约》，割台湾与日本。台胞奋起抗争，抗日领袖丘逢甲“上书宰相毁苛约，落日来登黄帝陵”。　

    1937年抗战爆发，毛泽东手书祭文，向轩辕黄帝宣誓曰：“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敬派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时果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而致词曰：“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祭文最后说：“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主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监临之，皇天后土。尚飨。”　

    黄陵还存有鲁迅的诗句：“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是为1901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签《辛丑条约》后，鲁迅愤书于日本。　

    在炎黄子孙的眼里，古代那么多而详的关于黄帝的纪录，名谥世次、妻、子名姓俱全，史实清楚，可信可鉴。有些历史学家的著述与此迥然不同，很煞风景。　

    中国近代史上还有一重大事件，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直接有关。1905年孙中山建立同盟会，在东京办了《民报》。为与清朝划清界限，改用了从黄帝开始的纪年，把清光绪31年（1905年）定义为“中国开国纪元4603年”。在首页印了“中国民族开国之始祖，世界第一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画像。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先生于12月29日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正式决定中华民国改用按《民报》推算的黄帝纪年，通令全国执行。中华民国元年定为黄帝4609年。依此，黄帝纪元开始于公元前2698年。这大概是由当时在东京的史学家推算的，由于《民报》的威望，为多数革命家所接受。孙中山通电发出后，各省群起响应，各地报纸改用新纪年。但江苏的历史学家另有推算，认为1911年是黄帝4402年，江苏报纸采用了自己的纪年，比“法定”晚了207年。另有黄藻编辑的《黄帝魂》一书，初版于1903年，后多次出版，影响很大。其中刊出由别的历史学家推算的黄帝纪元，民国元年定为黄帝4622年，比法定纪元又早了13年。可见，当时各地历史学家众说纷纭，没有一致意见。后来黄帝纪元没有用下去，不知史学界意见不一致是否是原因之一。　

    中国史学界对自己的古代史研究不够，在各种场合总令人不适。去年，我访问非洲，途经埃及，杨福昌大使陪我看了古埃及卢克索遗迹。从1798年拿破仑入侵时发现罗塞塔石碑上的象形文字，于1822年译出，经过100多年的研究，埃及古代史断代已基本解决。法、英、德国的考古学家作出了不小贡献。古王朝（3200—2700BC）的纪年是粗估。第Ⅲ王朝孟菲期时代（2750BC）精度为数十年。第ⅤⅥ王朝的赫利波利斯时代（2400—2375BC）精度达到十年以内。第ⅦⅩ王朝以后（2280—2050BC）精度已为数年。第Ⅻ王朝（1991—1786BC），是帕克（R.Parker）据古文献纪录：某王登位的第7年第8个月第16天天狼星在东方升起时的月相计算出来的，标明精度为±6年。中国“三代以上，人人知天文”（清·顾炎武语），中国天文学家为何不根据中国丰富的古代天文纪录算出夏商周三代纪年？　

    去年访问以色列，认识了以科学院副院长特德莫（H.Tadmor）。他是亚述学家，中东和以色列古代史专家。他出生于哈尔滨，说视中国为半个故乡，对中国古代史兴致很浓。他给了我一个材料，由于19世纪中叶识译了亚述巴尼拔（668—625BC）王宫馆藏泥版文书上的楔形文字，借助天文学，解决了古巴比伦王国阿卡德（2378—2371BC）以后的精确纪年。对古亚述（3100—1600BC）是粗估。巴比伦第一王朝第十个王的在位时间是由天文学家根据对金星的文献纪录算出来的（H.Tadmor：The World History of Jewish People，V01.Ⅱ，Israel，1971）。特德莫最近还来信表示愿参加中国古代史纪年研究。席泽宗先生在《科学史八讲》中有关于巴比伦王国第六王汉谟拉比（Harnmurabi）在位时间的天文计算情况。　

    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与埃及和两河流域相差如此之大，引起社会各界不安。近几年，民间巷里，科技团体，怏史学界之迟疑，怨众贤之蹒跚，无奈自编三代纪年。河南新郑，“黄帝故里”，自制黄帝纪年，国内外抄录者纷至沓来。王光英副委员长给我一张中英文对照纪年表，定夏为2205—1766BC，据说是广州某公司所印，广为传播。青岛化工学院一位工程师拟出版研究成果“历史纪年表”。袁晓园女士最近疾呼史学界勘定黄帝纪年作为中国参考纪年（《光明日报1995年1月2日》）。冰积泉涌，激扬风起，反映了社会各界的急切。　

今天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有条件大大缩短这个差距，以飨社会之急需。　

    首先，新中国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近几十年，仰韶晚期（3000BC）、大汶口晚期（2800—2400BC）、百多处龙山文化遗迹（2800—2000BC）和二里头夏代文化的重大发现，为古代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和佐证。　

    哈佛大学的张光直先生认为，考古学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应在三代史上，这是中国考古中最主要的关键问题之一（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34页。三联，1983年）。考古学家们若近期集中力量于三代，必能做出新的突破性贡献。　

    天文学能提供比过去更强有力的支持。现在计算机能力很强，任何有规律可寻的古代天文现象纪录都可以极快地算出。紫金山天文台张培瑜先生已编出《3500年历日天象》（1990年版），记1500BC—2052AD的合朔、满月、分至、八节、日蚀表。倘若用他的计算程序，向前再推1500年，不会费太大力气。　

 

    席泽宗先生给我的一个材料说，张钰哲先生曾认定《淮南子》记：“武王伐纣，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当发生在公元前1057年3月14日哈雷彗星回归之时。贵州工学院葛真先生1980年核算《竹书纪年》中“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当为899BC或925BC某日之晨的日蚀。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彭瓞均、洛杉矶加州大学周鸿翔及英国德兰姆大学（Univ.of Durham）邱锦程合作计算，是前899年4月21日凌晨5时48分发生日蚀，陕西一带可见。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先生核算古文献所记，夏禹时“星累累若贯珠，焕焕如连璧”，是发生于前1953年2月16日至3月9日，五大行星同时可见于张角小于43度的天空。这与美国班大卫（David W.Pankenier）于1982年的计算相同。班曾提议把夏初定为1953BC。　

    研究三代史，需要建立一个年代座标系，确定一些纪年座标点，天文学家们能够为此做出极有价值的计算。　

    席泽宗先生说得好，彻底解决三代断代问题，要考古、历史和天文、计算专家合作，经过艰苦努力，定能做出成绩。　

    现代物理学对考古可以提供比过去更多、更有力的帮助。碳—14、钾氩、铀系、穆斯堡尔谱、中子活化、热释光、古地磁、氧同位素比等现代断代技术已广泛采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北京大学等单位的考古学家和物理学家已作出过很大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北京大学近年建成了加速器质谱仪（AMS），80年代初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串联加速器质谱仪投入运行。这些新的装备为科学考古工作提供了强大的科学武器。

　

    党中央、国务院始终十分重视中国的历史研究和考古工作。共和国建国伊始，发布了一系列关于保护和发掘历史文物的法令和规范，建立了管理和研究机构，培训考古人员，在大学设专业，培养高级人才，开展了新的考古发掘工作。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强大的考古和历史研究队伍和科学力量。仅考古研究单位就有50多个，1600多人，与发达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　

    经过100多年数代人的努力，特别是最近40多年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的古代史研究已取得极其丰富的成就。处于世纪之交的“九五”期间，应该做一个总结，对三代纪年这个关键问题归纳出一个轮廓。

    对这一工程的实施，我冒昧提出下列建议，供大家参考。　

    第一，要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精力于关键问题。五千年的文明史，渊邃浩瀚，是长远的研究对象，有取之不尽的研究题材。当前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是三代纪年问题。欲五年完成，时间很短。应集中精力于总结近几十年考古发掘、甲骨金文、竹书等新的考古和历史科学研究成就。必要时，可部署新的发掘，对重点遗迹文物，集中力量进行研究。当前资源有限，须有效利用。面不宜铺得太大，可有可无的项目暂时不做。对主题关系不大的研究，试验、发掘等可留给后人，他们会做得更好。　

    第二，提倡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毫无疑问，完成此工程主要靠历史和考古学家，自然科学有关专业应参与协同。可综合调度使用我国已建成的物理、化学、地学、天文学等现代设施。除确系必要者外，能不新建的不必新建。计划定得太大，会影响预定目标的实现。

    第三，实施断代工程，宜集中注意力于任务目标，不再引发大的辨论。有些学术问题已辩论了100年。周谷老告我，若是过去，这题目本身就要引起争论。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进步潮流的推动。“甚至那些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工业、商业和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材料的”（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就连进化论和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都不能例外（见E.Mayr: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P.501，1982，席泽宗：《科学史八讲》，科学史的纵深发展，第12页）。在伟大革命时期，推翻帝制，涤荡封建，批判旧文化的大潮中，与社会政治、经济联系密切的历史研究，必带有时代的特征。　

    五十年前的历史学家掌握的资料不如现在多，尚不知夏也有文字、青铜器和城市，还没有现代科学方法。鲁迅说过，有些事前人不知道，后人用不着替他们惭愧，也用不着隐讳。有人嘲笑古代神话是迷信，或一切新学说皆必来自承袭，这与蔑视古代文化没有什么两样（鲁迅：《科学史教篇》，《全集》卷一）。郭沫若后来高度评价50年代西安半坡古文字雏形的发现（2800—2100BC），认为这是汉字的起源。他称河南偃师二里头的考古发现（2000—1500BC）“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编，1976年）。郭老的科学精神是很值得赞扬和效法的。　

    第四，坚持重大科学问题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我赞成成立三个工作组，分别研究夏、商、周三代。工程后期每一工作组都应提出一份研究报告。再由专家组在首席科学家的主持下，提出综合报告。应尽量达成一致意见。如有异议，允许保留，不必强求一致，以多数通过为准。最后提交全国性学术团体讨论，多数通过后发布，报国家备案。这大致是地质学断代标准文件的起草、讨论和通过发布的程序。地学界的做法行之有效，很值得参考。　

    不能设想这会是“最后的真理”。它只能是对中国古代史最新研究的一个总结。经多数科学家通过并发布后，即可为今后的国内外的历史研究、教学和社会各方面提供一个到目前为止比较可靠的、可使用的系统纪年（chronicle，synchronism）。如果以后有新的发现、新的证据或新的研究结果，随时可以通过类似程序予以修改，向全社会公布新表。这样做，符合学术民主精神和双百方针，也符合重大科学决策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样，中国的历史科学就能在统一社会文化、教育以至政治、外交事务等方面提供比较可靠的科学依据。　

    三代断代工程中未包括五帝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倡议的黄帝纪元是否能肯定？轩辕黄帝的年代是否能确定？炎黄子孙们寄希望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能做出科学结论。如果难度很大，不妨留给后人。无论如何，只有在夏、商、周纪年确定以后，人们才有可能集中力量考察2200BC以前的事。在现代数学中有一种研究命题叫“不等式边界改进”。现在看到的记述是：“五帝，约前26世纪初——约前22世纪末至约前21世纪初”（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编《现代汉语词典》附录：我国历代纪元表）。这里用了三个“约”字，其实都可去掉。按现代科学界的约定俗成，写成2600BC—2200BC，人们都会理解，只有最后一个非零位才是准确的。上述写法等价于2600±99BC—2200±99BC。这就是今天在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纪年中实为约而不用“约”字的原因。无论如何，能去掉一个“约”字，或把下界定出来，也是很大的功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