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根本的问题和最重要的艺术

    面对诸多严峻的危机，中国当代艺术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救亡图存”的问题。我们想要讨论的仍然是个老问题，即政治和艺术的关系问题。如果说政治和艺术的社会功能各自不同，但其权力应当是一样平等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政治对艺术的利用和干涉从未停止，而艺术的主动的屈辱性地位使得艺术丧失了被尊重的资格。肤浅的审美观念和肤浅的审美接受心理，并不表明中国当代艺术的应有价值。

    所谓艺术的应有价值，在这里指的是，艺术对政治的介入，抗争，干涉的程度。艺术若不干涉政治，至少要等到政治不再干涉艺术的时候。由于政治是人性多层面的复合体，尤其在当代中国，政治直接与中国人的起码的权力，自由和尊严密切相关。这是一个严重的时刻。我们必须重新定义当代艺术，尤其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并且尽可能以有效的超越性，以期最终取消简单的二元对立和垃圾一般的伪多元。我们必须去认识那根本性的“一”，以此根本性的“一”（而非一元）来确保真正高质量的多元。

     在当前，粗放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充满风险的。但本文乐意于承担这个风险，并在同时感受到作为这样一项冒险之回报的内在力量和安全感的根源。因为在中国，再也没有比在政治上弃权或避开政治更危险的事了。如果当代中国艺术家不再持有自由和尊严的需求，只一味以低质量的语言媒介去换取金钱，中国的所谓艺术时代变成空心时代就是不可避免的。

    有必要加以说明的是，本文只是一篇短文，在本文中论述不清或匆匆略过的问题，将在今后的长文中加以论述。如果理论批评是一棵树，我们首先应当直取根本，然后再纠缠于枝叶细末，可能会更有趣些。本文自成逻辑，自有理性，而这理性当中并非不包含激情，良知，乃至愤怒。由于本文主要的目的是试图抛出两个概念，以期引起某些适当的关注和讨论，并且由于本文所涉非关个案，只就中国当代艺术现状发言，更准确地说，是只就当代中国艺术家的精神现状发言。因此本文对缺少真知灼见，故作学术化类似言必称希腊式的言必称现代主义（modernism）和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时髦批评方式持有足够的警觉。事实显而易见，中国的根本问题在西方就根本不成其为问题。因此，本文试图弱化西方话语体系，力求本土化或本人化，力求简洁明快，力求在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界提倡一种新的批评文风。或许，我的在一愿望只限于本文也未尝可知。

    我要抛出的两个概念正如题目所示:什么是当代中国的最根本的问题和什么是当代中国的最重要的艺术？与此两个概念无关的当代中国艺术，我们不妨将之认定为伪艺术，或不重要的艺术，或下下流的艺术。在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本体和方法，或能指和所指，或内容和形式，或语言和语义等多半是异词同义问题上的描述方面的严重跑题，错位，误会或刻意曲解，使得中国当代艺术批评（或批判性艺术）陷于迷雾丛生，自打嘴巴的尴尬局面。中国当代艺术史疏于对艺术思想根源和艺术精神脉络的梳理和反思。中国当代艺术史是粗鄙的效果史和小丑的俱乐部而不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十多年前，我写下过一句流传并不太广的话——谁能将那旧的给创造出来？这个需要被重新创造出来的“旧”，实际上包含着历史性的质量和少数。它将作为我直面中国当代艺术的最重要的批评标准。所罗门教导我们说，太阳底下无新事。这是真理。当然，觉悟不高者，会认为这是完全在扯蛋。因为，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我们必须注意到，这里的“新”如果没有历史性的“旧”加以保鲜，那是毫无意义并且十分危险的。中国当代艺术如果没有历史性的过硬的个体觉悟者加以参照，换言之，如果没有真正的文化英雄的出场，则毫无重要性可言。从理论上讲，历史不是过去也不会过去，实际上就是如此。一切历史都与现在同在。那历史性的“旧”，理事不二，体用一如，就在此时此地流通不滞，并且演变着未来的风情。我所说的这个“旧”，就是中华民族曾经茁壮成长而越到后来越来越气若游丝但仍然一脉相承的有关自由，尊严，幸福的上下求索，是厚德载物的担当的诗意，是立志，发愿，修远的意向和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

    严肃地考察历史，就不难发现，中国文化是一个不断沦丧的过程。中国文化人从王者之师到王者之友再到王者之奴，一路上节节败退，直到今天，溃烂的程度简直无以复加。我们痛心疾首的同时，那些麻木不仁，愚顽不化者则欢呼着他们的“黄金时代”的到来。规模空前的艺术家，通过他们的辛勤劳动，终于使得我们这个本就平庸的民族更加平庸了。这是一个更加鬼怪的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艺术家作为平庸的制造者，权贵们作为平庸的消费者，底层民众则作为平庸的经历者和承受者。在极端平庸的艺术“明星”的照耀下，我们中国的当代现实更加晦暗。

    据说，有个名叫中国的大国正在世界上崛起。依据是什么呢？依据当然还只是物质层面，技术层面和经济层面。与此崛起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绝大多数的道德腐败，灵魂龌龊，人格扭曲，精神趴下。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却人迹罕至。更遑论什么艺术和什么艺术家了。因为真正的艺术是人以及对人在三个层面（动物性，人性，神性）的认知，提升和敞开。如果艺术的前提是糟糕的，其过程和结果都不至于会好到哪里去。当前中国人的精神和中国文化艺术的沙漠化趋势日甚一日。在声称消解一切的时代，剩下两个东西——特权和金钱——却不敢，不愿，不能去消解，并且通过特有的算计，将不敢不愿不能巧妙地转换为“不屑”，并且发展出一套有关“不屑”的理论，以期继续冒充高人和英雄。这样的高人何其多，何其粗俗，何其可怜。他们内心怯懦，恐惧，永远不敢直面现实真相，永远不能穿越超越自己的人生。他们以及他们的列祖列宗始终都被他们的“不屑之物”终生笼罩，牢牢掌控。由于他们的不作为和自欺欺人，他们的子子孙孙也极有可能永失自由。当然，在这里，他们，你们，我们，不妨彼此转换。

    艺术家的精神上的死亡必然导致艺术的死亡。这在中国，早已极为普遍地成为事实。中国当代艺术早已沦为改善吃喝拉撒睡的条件的工具。即使艺术有工具的成分，也应当成为更高级的工具。我们能否继续以宗教信仰和哲学探讨为高妙的借口用于回避对现实责任（包括个人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担当？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当代中国的最根本问题？毫无疑问，当代中国的根本问题是非民主的政治体制。深究下去，这个不讲道理的僵化政体的形成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并且始终作用于中国社会。此三者变本加厉地恶性循环带来了可怕的中国特色：奴才的诗意和奴才的艺术性的泛滥成灾，直至神被逼成无神论者。

     那么，什么才是当代中国的最重要艺术？根据综上所述，答案是明确的：当代中国最重要的艺术，必将有助于新人的产生，新人的产生必将有助于新体制（仅仅是民主的而远非理想的体制）的产生，而新体制的产生必将反过来确保新文化艺术的产生和良性发展。

     世界的问题如此众多，中国的问题如此严重，因此，在中国当代艺术的本体论重建方面，政治必将在其中占据核心位置。艺术中政治维度的确立是其他维度确立的前提。艺术虽有民族性或区域性特征，但永远不要忘记，艺术是人的和人类的，并非是私有的，封闭的，不对话，不交流的。中国当代艺术必须在与世界的种种关系中确立自身的地位，以自由的，尊严的，独立的方式，而不是以盲从的屈辱的方式。现在，我们几乎可以断言，在当代中国，艺术作为人文，谁避开了政治就等于避开了艺术。

    但这并不是说， 政治就等于艺术，更不是说政治家就等于艺术家（不论是在朝政治家还是在野政治家）。这里有一个悖论：为什么中国当代艺术界出现了“空场” 现象？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究竟是谁？哪些人的“言”与“行’ 已经构成了当代中国的真正有效的艺术？他们不仅以艺术为生命，更以生命为艺术。

     如何艺术地展开对当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包括历史问题）的深切关注，对公共话语的可能性空间的开拓，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权利的维护和人的光荣形象的寻求，对人类普世价值的不顾国情的坚定推进，这些，应当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最重要的特征被加以更普遍的确认。中国当代艺术的光荣在于将百分之百认为不可能的在百分之一这里变成了可能，这同时也是有关艺术创造的奥秘之所在。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有效的人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有效的艺术家和有效的艺术语言。比如，同样使用汉语，鲁迅使用汉语和王兆山使用汉语，其结果是大不一样的。由此可见，决定语言质量和语言效果的是人而不是语言本身。文字语言艺术是这个道理，其他任何艺术样式莫不理同于此。或许这一观念不妨更加彻底：人就是语言，人本身就是语言本身。人是有关艺术的起始，过程和终结以及艺术的循环枢纽。

    由此之故，本文开始于结束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