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锡龙 我军历史上最大规模换装折射现代后勤改

廖锡龙 我军历史上最大规模换装折射现代后勤改革方向

　　新华网北京7月2日电(记者 胥金章、白瑞雪)“这是我军历史上最全面、最系统、最顺利的一次换装。”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上将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在我军启动历史上最大规模换装之际，廖锡龙就这次军服调整改革的背景、内容等方面做出了全面解读。

　　“衣”之大事：“领导人希望把军人打扮漂亮”

　　记者：廖部长您好！能介绍一下这次全军换装的总体规模吗？

　　廖锡龙：建军80年来，我军先后进行了12次服装调整改革，这次改革是历史上最全面、最系统、最顺利的一次，标志着我军军服建设水平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记者：官兵的“穿衣”问题，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处于什么地位呢？

　　廖锡龙：军服不仅仅是服装，也是部队的重要装备，是构成战斗力的物质基础。因此我军官兵的“穿衣”问题，从来都是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一件大事。
　　对这次军服调整改革，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中央军委高度重视、多次进行研究。在当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任务繁重、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的情况下，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为全军官兵换发新式服装，这是党和国家对军队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对广大官兵的关心厚爱。我们一定要把这份厚爱转化为报效祖国、爱军习武的强大动力，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忠实履行好我军的历史使命。

　　记者：为什么要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换装呢？是因为目前装备部队的军服“过时”了吗？

　　廖锡龙：87式服装装备部队已经20年，驻港澳部队试穿97式服装也10年了。现行军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制式不够统一、系统不够配套、品种不够齐全、颜色不够协调、样式不够美观等问题。这是这次换装的一个现实原因。
　　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近30年来，国家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改善，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及提高官兵的生活水平提供了较为丰厚的物质基础，也要求军队不断推进各项改革，使国防和军队建设水平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官兵的生活条件、知识结构和文化素养比过去有了较大提高，但服装保障水平与国家改革发展形势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还不相适应。提高官兵的衣着水平，既是“以人为本”治军理念的贯彻，也体现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

　　记者：我们觉得穿军装特别“精神”，一身戎装往往是军人给人的第一印象。

　　廖锡龙：军装代表着军队形象和国家“名片”，从军装可以看到一国军人的军容军纪、精神风貌和一支军队的正规化建设水平。
　　我是1959年参军的，那时我们穿的是1955年实行军衔制后装备部队的55式军装。55式迈出了我军军服向体系化、系列化发展的第一步，使我军军容仪表有了很大改善。可以说，纵向来看，我军军装就是一部历史，反映了我军正规化建设的进程。这次换装必将更好促进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横向来说，我军国际交往的增多，对军队形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高穿着品质、规范行为举止，才能更好地展现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才能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

　　我军的军装必须要有人民军队的鲜明特色

　　记者：与目前装备部队的87式和97式相比，新军装的主要变化在哪些方面呢？

　　廖锡龙：变化太多了，在军服的系列、制式、样式、颜色、面料、号型设置和服饰标志7个方面进行的改进多达数百项。新式军装是在此前历次换装、特别是97 式的基础上进行设计的，但这次并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本着“整体筹划、系统设计”和“着眼长远，全面提升”的原则进行全新的论证、全新的研究。
　　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我军过去的服装往往是缺少什么补什么，没有达到系统配套。新式军服按照系列化、功能化、人性化的要求，进行了整体设计，做到了三军协调、品种齐全、系列配套，这也是新军装的最大特点。
　　最大的亮点应该是理顺了军服体系。我们以前的军装在体系上是不完整的，比如说，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军队都是有礼服的，但我们没有，这次就增加了这个品种。此外，在结构样式、三军颜色、配套服饰等方面也都形成了体系。

　　记者：通过这次调整改革，中国军人的着装是否更加与国际接轨了？

　　廖锡龙：我军的军装必须要有人民军队的鲜明特色。比如，我军军服传统的颜色是国防绿，新式服装在保持绿色调的基础上，加入了红军、八路军军服的灰色调，形成了目前的军服颜色，既保持了我们的传统，也符合国际军服色调发展趋势。再如，把国旗、军旗、长城、天安门、齿轮、麦穗等重要标识，集中简洁地融入到标志服饰上，充分体现了我军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和人民军队的性质。
　　同时，这次我军军服调整更加注重功能化、人性化，强调品种配套、色彩协调、样式美观、标识鲜明。可以说，新式军装是国际趋势和“中国特色”的最佳结合。

　　记者：作为作战装备的一部分，新式军装在作战训练功能上有什么改进呢？

　　廖锡龙：军服是军人仪表的重要载体，也是官兵作战训练的基本保障。因此，新式军服不仅注重展现我军精神风貌，而且突出了部队履行职能的需要。为全军官兵配发的作训服系列，更加突出作战训练的实用功能，适合不同部队在各种复杂环境下的作战训练需要。比如，新型迷彩服防护功能强、伪装性能好；新型作战靴防刺防滑、防水阻燃，这样更有利于提高战场生存防护能力。与以前的作训服装相比，这一次的科技含量是最高的。

　　记者：与国内外制服相比，新式军装达到了什么水平？

　　廖锡龙：就总体而言，新式军服领先于国内行业制服，基本实现了军服体系科学完整，色彩鲜明、富有时代感，样式体现民族特点和我军传统，材料、服饰与整体风格相协调的改革目标。

　　“尊重科学的换装”：现代后勤改革方向的缩影

　　记者：可以透露这次换装的总费用吗？

　　廖锡龙：这次换装计划三年完成，三年被装费用集中增加60个亿。这次换装后，我军官兵人均被装费用仍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记者：为什么不一次性换装，而要分三年完成呢？

　　廖锡龙：有生产周期上的考虑，但主要是为了从我军实际出发、坚持勤俭建军、尽量节约资源。换装的钱是该花的，但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精打细算。一方面，通过科学论证、选优择廉，尽可能把经费预算压缩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采取整体规划、分步实施的办法，一边发新的，一边用旧的，用三年时间完成调整改革任务，可以充分利用现有库存，减少浪费。

　　记者：我们得知，这次配发全军军官的礼服采取了量体裁衣的方式，并且直接由企业送到军官手中，这在我军服装史上是第一次吧？

　　廖锡龙：是的。改变粗放式的供应方式，采取量身定做、量体套号的办法，实现服装保障精确化，是我们多年来一直想做而没做到的，这次换装部分地实现了。
　　换装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涉及到后勤管理的方方面面，而不仅是新军服“好不好看”的问题。这次换装不仅采用新理念、新材料、新技术提高了军服的质量水平和整体效果，还对我军被装保障机制进行了创新。比如，通过这次改革，我们在管理方式上升级改造了全军被装管理信息系统，充实完善官兵信息档案，全军被装周转量由过去的30％降低到15%，提高了发放的准确率和保障效益。在筹措方式上，打破了过去的传统模式，以联勤保障体制架构为基础，按照集中采购、划区筹措、就近就便的原则，探索了从生产企业直达部队、快速高效的基地化被装保障模式。

　　记者：“从企业到单兵”是否意味着军队的“零库存”？这种模式是后勤保障社会化的一个方向吗？

　　廖锡龙：可以这么说。被装从企业直接送到官兵手中，实际上并不是消灭了军队的库存，而是把军队的库存分解转入社会，这样能够大大减少军队的仓储成本。
　　当代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使国防经济与社会经济、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军队后勤与社会后勤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世界许多国家军队都把利用地方资源保障军队建设和作战，作为压缩军队规模、加强质量建设、赢得战争胜利的重大举措。因此，积极推进后勤保障方式社会化，打破军队与社会之间的分割，实现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全面建设现代后勤的重要任务。作为通用性比较强的一种物资，被装是社会化探索的一块很好的试验田。

　　记者：我们注意到，有不少地方专家参与了这次换装的论证过程。

　　廖锡龙：这次论证研究采取机关与科研单位相结合、科研单位与地方力量相结合的形式。新式军装先后征集了7家服装设计公司、院校和企业的设计草案，设计了 11轮改革方案和实物样品，进行了20多次集中会审，5次邀请军内外专家分析点评。国内一些知名的服装、结构、色彩、美学等专家，为军服调整改革方案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如此全面、深入地集中地方专家的智慧，这在我军换装史上也是第一次。
　　这是被装改革社会化的体现，也是尊重科学的体现。实际上，从调查论证、研究攻关到方案完善，这次换装处处体现了科学、民主、求实的精神。

　　记者：我们读过您在《求是》杂志发表的文章《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建设现代后勤》。这次换装是否可以视作现代后勤改革的一次探索呢？

　　廖锡龙：是的。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建设现代后勤，是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世纪新阶段实现后勤建设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着眼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我们把全面建设现代后勤的主要目标任务，概括为保障体制向一体化推进、保障方式向社会化拓展、保障手段向信息化迈进、后勤管理向科学化转变等几个方面。可以说，在这几个“化”上，这次换装都有所体现。我们在这次换装全过程中有了很多新的理念、新的思路，也进行了很多新的尝试、新的做法。所有这些，可以说是现代后勤改革方向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