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刊文三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

 

　　编者按 今年以来，《求是》杂志在第1期、第4期、第7期相继刊发《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认清道德主流 坚定道德信心——再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正视道德问题 加强道德建设——三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共三篇署名“秋石”的文章。“道德三论”引起读者广泛关注。

 

　　一论：考察道德现象，离不开具体的价值观立场、认识方法论和历史视野

 

　　《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一文指出，在我国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日益变革的大背景下，包括道德在内的社会意识形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多样、多变的复杂情况。当前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是应该怎样评价我国现阶段的社会道德状况，道德总体上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这个问题已经超出单纯道德评价的范畴，涉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成就的评价，需要进行深入的分析。

 

　　文章从价值观立场、认识方法论和历史视野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关于价值观立场，文章指出，道德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的实践精神方式，与人的实践活动密不可分，渗透在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这就使得人们容易把道德本体化和独立化，忘记道德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事实上，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是一定经济基础的反映，受经济基础制约，其独立性只有相对意义。评价道德的价值是正还是负、性质是善还是恶，总是具有两方面的维度：一方面，看决定道德发生发展的经济基础的性质；一方面，看道德对相应的经济基础起作用的性质。从根本上说，建立在进步经济基础之上的道德，能够推动进步经济基础发展的道德，其价值为正、性质为善，反之，则价值为负、性质为恶。从这个基本价值观立场出发，评价当前我国道德状况的性质，就要放眼广阔的经济社会领域；根本标准，只能是生产力的标准，是经济基础的标准，是社会进步的标准，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标准。

 

　　关于认识方法论，文章认为，对当前我国社会道德状况进行评价，首先要把握全面的道德现象。列宁曾说过：在社会现象领域，“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在道德领域，所谓整体的普遍联系，就是道德在生产方式以及上层建筑历史变革总进程中的状况，就是道德反映和作用于经济基础以及同上层建筑其他方面相互作用的总联系方面。这才是反映本质的道德现象。

 

　　关于历史视野，文章指出，经济进步与道德进步是同向还是二律背反，不能作静态的无谓争论，只能在人类历史进程的动态比较中来评判。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来看，即便是在历史最黑暗的时期，人类道德进步的总趋势并没有根本逆转。道德发展的这种客观规律同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今天，我们只有在历史的比较中，才能深刻认识到，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上的新中国，使中国人民在道德上和精神上获得了巨大跃进；而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在道德和精神上获得了新的巨大进步。

 

　　文章认为，从正确价值观立场、科学认识方法论和历史视野出发来分析当前我国的道德状况，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道德状况的主流是发展进步的。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的变革，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为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德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注入了持续的动力；在新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崭新道德，以及不断开展的群众性道德建设活动，又反过来为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营造了良好的精神道德环境，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和动力。经济的发展进步和道德的发展进步之间存在的作用和反作用的相辅相成关系，决定了经济的发展进步，决不可能建立在社会道德总体滑坡的基础之上。

 

    二论：认清道德领域的成绩与问题、主流与支流，坚定道德信心

 

　　《认清道德主流 坚定道德信心——再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一文认为，2011年我国社会出现的一系列道德事件，勾勒出“感动与疼痛并存，谴责与反思交织，忧虑与希望同在”的图景。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个社会真正危险的道德状况，不是人们对失德现象的义愤，而是对道德滑坡的冷漠。无论是感动还是疼痛、谴责还是反思、忧虑还是希望，都传递着社会公众的善良意识和德性本质，反映出干部群众的道德自省和道德愿景，也充分证明我国社会的主流道德观念、主流道德行为和主流道德舆论的积极、进步、向善。

 

　　文章认为，评价道德发展的问题与成绩，与评价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具有相当的同一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其巨大成就得到人们的高度认同，然而，一些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但这些，都不能影响人们对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评价，中国的发展成就，没有人敢否认，也否认不了。问题确实不少，成绩更加巨大，这正是中国的实际国情，是中国发展进步的主流态势。对道德领域的形势也应该作这样的评估。可以认真地梳理和比较一下，30多年来，伴随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和公民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在人的利益、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个性、人的权利等问题上，有了多么巨大的变革和进步；改革开放意识、竞争进取意识、自由民主意识、公平正义意识、和谐包容意识、生态环保意识，有了多么巨大的转变和创新；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以及经济道德、政治道德、公共道德、生态道德等各个领域的道德建设，又有了多么巨大的改进和提升！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肯定，中国道德的发展进步在总体上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历史成就同向，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同向，与中国人素质的全面提升同向。

 

　　文章说，在当前中国社会道德领域，一些时段、一些领域、一些人群的局部道德滑坡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有些道德问题还相当突出。但无论怎样高估问题的严重性，失德现象仍属支流，社会道德积极、进步、向善的主流地位无可撼动。

 

　　以腐败问题为例。一方面，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在少数党员干部身上，风气的败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另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层到基层，许许多多的党员干部锐意改革，勇于探索，致力发展，开拓进取，带领群众干事创业，不断开创工作的新局面；许许多多的党员干部忠于职守，敬业奉献，不计报酬，不辱使命，在自己的岗位上建功立业；许许多多的党员干部舍小家，顾大家，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负重前行，超负荷工作，甚至牺牲了健康和生命；许许多多的党员干部严格自律，清正廉洁，用一身正气坚守着党性，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本色。在抗洪抢险、抗震救灾的第一线，在抗击非典、防控疫情的斗争中，在关键时刻和危难关头，总是我们的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冲锋在前，舍生忘死，慷慨赴义。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没有一大批这样的党员干部，如果没有一大批这样的中坚和骨干在团结带领群众奋斗，我们的党和政府就不可能成功推进并驾驭这30多年来波澜壮阔的大变革，我们的国家就不可能有这30多年来突飞猛进、举世惊叹的发展和进步。

 

　　以诚信问题为例。一方面，商业欺诈等现象屡禁不止，假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食品安全问题尤为突出，毒奶粉、地沟油、瘦肉精，等等，让一些群众发出了“还能放心吃什么”的责问。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企业和商家是好的，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商家把诚信当作自己的生命和无形资产。如果不是这样，中国就不可能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中国商品就不可能涌向世界每个角落，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也离不开的从主要日用品到高端电子产品的供应基地。从出口商品看，2009年和2010年，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测的中国出口货物不合格率分别为0.15%和0.14%。2010年，中国出口美国的食品合格率达99.53%；出口欧盟的食品合格率达99.78%；出口日本的食品合格率也达到99.74%，高于同期来自美国和欧盟进口食品的抽检合格率。从国内商品看，近年来，在卫生部每年进行的抽检中，食品的合格率都在90%以上，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合格率更达95%以上。与饮食质量密切相关的是，中国人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改革开放初期的68岁提高到73.5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少年儿童的生长发育状况也越来越好。这表明，食品质量的提高和安全保障，功不可没。

 

　　以公德问题为例。一方面，扶贫济困、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遇到了新情况、新挑战，一个“小悦悦”事件，似乎颠覆了不少国人的道德观念，要不要救助不相识的人，成为一些人心中纠结不清的问题。另一方面，勇敢徒手接住坠楼女童的杭州“最美妈妈”吴菊萍，以德报德、坚决拒收上万元补偿金的合肥两位农妇，在看到孩子躺在马路上抽动的那一刻“只想着救人”的陈贤妹，这一个个平凡的道德模范，这些在中国大地上天天都会出现的义举，为中国社会牢牢地支撑起扶危济困、见义勇为的道德蓝天。这些年，每遇大灾大难，中国社会都会出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感天动地的场面。蔚为壮观的志愿者队伍，已成为今天中国社会一道真善美的风景线。为北京奥运会服务的志愿者就达170万，是奥运史上志愿者最多的一届。据团中央志愿者工作部2005年的不完全统计，全国有260万个学雷锋小组，学雷锋志愿者超过3000万人；全国已建立了43万个志愿者组织，常年开展活动的志愿者超过6000万人，注册的志愿者达2000多万人。志愿者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社会大多数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和赤诚心，折射出中国社会道德状况的主流。

 

    三论：正视社会转型大背景下的道德发展变化，动员起全社会的力量，共建我们的道德家园

 

　　《正视道德问题 加强道德建设——三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一文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的道德问题，是在社会转型大背景下发生的，具有鲜明的社会转型期特征。毫无疑问，道德问题的主观成因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在人类历史的本源意义上，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而不是相反。因此，分析道德问题的客观成因，对于我们加强道德建设、治理道德问题，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官员腐败问题易发多发？文章分析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围绕配置资源的权力展开的寻租博弈，是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基本特征。而所谓寻租，最直接的表象，就是权钱交易。这样的寻租或权钱交易现象，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很难发生的。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的经济结构简单、利益主体单一，全国的企业就像一个个生产车间，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产品如何销售、利润如何分配、工资如何确定，等等，并不由企业自己决定，生产要素的配置主要是政府主管部门按照计划指令执行。在这样的经济社会环境中，政府官员和企业负责人缺乏寻租的根据，也难有寻租的可能，各级政府对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管制是简便而高效的。

 

　　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的经济结构日益复杂化，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不同所有制企业所形成的不同市场主体，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全流程展开竞争，其激烈程度，被形容为“市场如战场”。由于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存在着诸多的不健全不完善，给权力与市场之间留下了许多空隙，权力可以通过这些空隙进入市场，金钱也可以通过这些空隙获得权力。正是所谓的“审批经济”，导致在一些时段、一些领域和一些人群中，权力寻租和权钱交易现象突出。该由政府管的，一些职能部门不作为，有权不用；不该由政府管的，一些职能部门乱作为，有权乱用。这些不作为和乱作为反映的正是制度上的缺陷，它为权力寻租和权钱交易，为一些失德的官员提供了贪污腐败的客观条件。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为什么商业诚信缺失问题易发多发？文章分析认为，这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大大提升，生产、流通、消费时间延长、环节增多、层次叠加等密切相关。在自然经济和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交换、消费是在一种简单状态下进行的，生产的产品以单一的农产品和品种有限的工业制成品为主；交换的手段要么是直接的以物易物，要么是即时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消费的物品是人们可以直接判定成分质量的产品。在这样的经济活动条件下，即便是恶意欺诈也很难得逞，因为每一个交易人都是有效的诚信监督者。简单的经济活动，造就了直接的信用监督机制和纯朴的诚信道德。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交换、消费的情形发生了根本变化。从生产环节看，人们原来直接从田地里收获食用的庄稼，现在往往只是现代化大工厂流水线上的原材料，食品加工业产出的商品五花八门，把超市的货架摆得琳琅满目。从交换环节看，原来直接的以物易物和即时交易行为，被越来越多的间接订货方式所替代，支票结算、信用卡结算成为基本的结账方式，期货交易、网络交易等成为新型的时空分离的交易方式。从消费环节看，过去，食品从田间到餐桌只有一步之遥；现在，不仅粮食蔬菜水果的生产可能被施以各种化肥和农药，而且还要经过复杂的加工环节，消费者个人很难有能力检测餐桌上的食物是否“绿色”和“有机”，更检测不出“地沟油”和“瘦肉精”。在这样复杂的经济活动中，可以制假贩假的链条全方位延伸，诚信缺失的风险空前放大，信用监督的职责，根本无法由交易的当事者独立完成，更不可能由消费者个人独自担当。在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没有信用体系，就没有市场经济；信用体系有多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就有多完善。而建立、完善和维护信用体系，不仅需要有专门的监管机构，还需要统筹很多部门，共建共享质量信用信息平台，以有效防范和惩处诚信缺失者。显然，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还需要足够的时间。事实上，世界上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都面临商业诚信缺失问题的困扰。西方发达国家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已有一二百年的历史，但严重的商业欺诈事件仍然层出不穷。从美国安然公司、安达信会计事务所的假账丑闻，到震惊世界的麦道夫诈骗案，这一系列恶性案例表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信用制度远非完美无缺。

 

　　为什么公德失范问题易发多发？文章分析说，一些社会成员的公德失范，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以往调节“熟人社会”的道德机制受到削弱，而调节“陌生人社会”的道德机制尚在建立和完善之中。

 

　　在“熟人社会”，人们对自己的处境是比较了解和信任的，在作道德选择时，道德价值观不会出现大的混乱，比较容易拥有道德自信和勇气；而在“陌生人社会”，人们往往需要对新的道德处境进行分析判断，对陌生环境和陌生人容易产生不信任感，在作道德选择时，自信心和勇气都可能大打折扣。有一种现象很值得研究：当前中国社会的公德失范现象，绝大多数不是发生在“熟人”之间，而是发生在“陌生人”之间；人们照样会为亲朋好友“两肋插刀”，但面对陷入困境的“陌生人”，往往退避三舍。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当前中国人的社会公德水平普遍滑坡了，而更应该说，一些国人在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的过程中，道德价值观产生了纠结，陷入了道德选择的困惑。还有一种现象也值得研究：中国的“80后”、“90后”及现在的中小学生遵守社会公德的情况，总体上似乎要好于更年长的人。他们更快地适应着“陌生人社会”的公德规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垃圾分类、过马路走斑马线、在公交车上主动让座、在公共场所不大声喧哗、在滚动电梯上靠右站、遵守银行和邮局的一米线规则——这些“小节”的变化，反映的正是中国道德进步的大趋势。

 

　　文章指出，在对各种失德现象同声谴责的批评声中，我们听到的是对加强道德建设、改善道德环境、治理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强烈呼唤。对道德问题，既要回答“怎么看”，更要思考“怎么办”。

 

　　文章强调，加强道德建设，要在思想上提高觉悟，在行动上加大力度。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告诫全党：“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我们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之初，江泽民同志就严肃指出：“如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地防止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滋长蔓延，帮助人们树立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风尚，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党的十六大以来，思想道德建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在分析腐败的思想道德根源时，胡锦涛同志指出：“一些人认为道德修养方面的问题是‘细节问题’，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小题大做。这种认识是十分错误的、有害的。‘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从近年来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看，腐败分子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大都是从道德品质上出问题开始的。”他强调，一定要把加强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作为反腐倡廉抓源头的一个重点。他向全党和全社会提出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根本要求。

 

　　文章说，国际国内的教训一再证明，道德败坏了，一定会反过来损害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个“三鹿奶粉”事件，不仅彻底毁掉了一个著名的企业，而且伤害了全行业，伤害了相关地区，甚至伤害了国家形象。这样的教训，可以促使人们进一步认清新形势下加强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正视和治理各类道德问题，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在思想上进一步觉醒起来，决不能对道德建设有丝毫的轻视和懈怠；就是要在行动上进一步加大力度，决不能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没有道德领域的进步和发展，就不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在道德建设上，要做实功而不要务虚名，要日积月累而不能急功近利。

 

　　文章强调，加强道德建设，要让法制建设成为道德建设的坚强后盾。道德的后盾在法律，道德的底线在法律。使法治和德治紧密结合、相辅相成，是加强道德建设、有效治理道德问题的根本途径。道德主要依靠良心的自觉发挥作用。人的良心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从根本上说，良心就是内化的社会道德规范。在这个过程中，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言行会受到肯定和奖励，违反社会道德规范的言行会受到否定和相应程度的惩罚，人们在激励与约束相辅相成的机制中经受着道德磨练。道德良心既是“奖励”出来的，也是“惩罚”出来的。人们往往只看到发达国家公共秩序良好的一面，却忽略了发达国家社会公德背后的法律支撑，当闯红灯、乱停车、随地吐痰等轻微违法行为的代价都高昂到承受不起时，人们自然就会变得更加“有道德”。中国自从实行“醉驾入刑”以来，酒后驾车的人数陡然下降。这是道德觉悟提高了，还是惩戒机制奏效了？答案显然是：双赢！治乱当用重典，治理当前的道德突出问题，必须更加重视发挥法治的作用。

 

　　文章强调，加强道德建设，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加强道德建设，治理道德问题，是一项全民共建共享的民心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担当。每一位公民都应该成为道德建设的参与者，而不能只当旁观者；都应该成为良善道德环境的维护者，而不能只当享受者；都应该成为躬身行德的实践者，而不能只当评头论足的“批评家”。强调道德建设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就是强调道德建设人人可为、时时可为、处处可为、事事可为。每个公民都负有道德建设的责任，都是道德建设的主体；道德建设的成就人人有一份功劳，道德领域的问题人人有一份责任。一滴水能够反映太阳的光辉，一个人的德行能够折射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是我们理想的道德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