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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加强民国史的保护与研究

  • 2011-09-26 17:11

    新华网南京9月26日电(记者 李灿 蔡玉高 孙彬)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日来临之际,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编研成果陈列室正式建成。陈列室集中展示了该馆建馆60年来编辑出版共70余种1亿多字的民国档案编研成果,这是近年来中国大陆不断加强民国史的保护与研究的一个缩影。

 
    在南京中山门内的明故宫西宫遗址上,矗立着一片高大雄伟的仿古建筑群,在参天松柏的掩映下,显得庄严幽静,这就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时期历届中央政府及其所属机构的档案皆典藏于此。目前,馆内收集保管着220多万卷(宗)、排架长度达44余千米的民国档案。
 
    “档案馆成立的60年就是不断加强对民国史保护与研究的60年,”馆长杨永建表示,自1951年成立以来,档案馆为国家珍藏宝贵历史文化遗产,并通过对这些档案的开发利用,为政府决策、学术研究、对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7年,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300册12万页的《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完成。副馆长曹必宏说,丛书用大量的史料证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民国时期的台湾与大陆更是密不可分。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由二档馆主编的《南京临时政府遗存珍档》也于今年面世,再现了临时政府短暂而伟大的历程。“类似的成果还有很多!”曹必宏表示。
 
    “以史为鉴,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认为,民国时期是离当下最近的历史阶段,尽管时间不长,但这段时期政治风云变幻,思想文化激荡,内忧外患迭起。研究民国史具有极高的历史参考价值和强烈的现实启迪意义。
 
    然而,大陆的民国史研究之路并不顺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国史学术领域逐渐荒芜。在此后的近20年的时间里,董必武、周恩来等人都曾提议或指示加强民国史的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工作进展并不快,研究仅局限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南京大学等几个科学研究机关、高等院校。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说,1984年以后,随着思想大解放,民国史的研究逐步走上繁荣的阶段。1986年,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出版的第一部中华民国简史。该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此后,民国史的档案资料、各类文献史料开始大量出版,民国史研究的队伍也逐步壮大起来,全国很多地方都形成了各自具有影响的研究特色。如南京大学在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一批海内外著名的民国史学者担任客座教授。
 
    2001年10月9日,在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讲话中明确指出,辛亥革命,开始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
 
    张宪文等民国史研究专家表示,这个提法在学界引起了共鸣,被认为是一次思想认识上“从革命史观到民族史观”的转变,对民国史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随着中国大陆的进一步开放,研究者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走出国门,广泛利用海内外的民国史资料,与海内外的民国史研究者进行广泛的交流,从而推动民国史研究成为国际性和前沿性的学科。
 
    前不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将总计36册的《中华民国史》系列研究成果全部完成,由中华书局一次推出。编纂者汪朝光表示,丛书的出版是中国历史学研究和民国史研究的一件大事,反映的是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大陆的学术研究越来越繁荣,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具有前沿性和国际性水准。
 
    “历史是一面镜子,在百年中国的发展史上,许多当年争论的问题,已经有了历史的结论。”汪朝光说,因此,今天的研究者们对待民国历史,更可以有后来者的客观与从容,总结当年的经验和教训,不仅给历史以真实的记录,更是为了给今后留下有益的参照。
 
    张宪文表示,历史研究无止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也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需要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为之努力创新。“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两岸学者共修中华民国史。”77岁的张宪文说出了多年来一直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