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创新的战略导向

 

    温家宝总理在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有十几处提到“自主创新”。即将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是我国未来科技发展的指导方针，《纲要》通篇贯穿“自主创新”的发展主线。正如科技部办公厅副主任兼调研室主任梅永红所说，把“自主创新”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强调以自主知识产权占领未来发展的战略制高点，“这种战略导向对国家和企业而言至关重要，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而‘自主创新’的战略导向可能影响更长时间的国家战略。”

 

 

    “自主创新”说来容易，但形成一种共识进而成为指导未来发展的国家战略确属十分不易。它是改革开放长期实践积累的结果，也是现实发展需求所决定的，更是社会各界思想认识大统一的结果。

 

    伴随着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制定工作的正式启动，学术界有关“自主创新”的争论逐步升温。

 

    一些学者对“自主创新”提出了质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依靠技术引进和ＦＤＩ（境外对华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溢出可以更有效地提升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科技界“对全球化乐观、浪漫和善意的接受”的思潮十分活跃。

 

    梅永红引用法国著名学者马特拉的观点认为，全球化意识形态的实质是一种“建构全球化网络的战略”。美国式的全球化概念“有一种世界的控制论表象”。这种全球化模式实质是宣扬“一个文化中心决定论”，亦即美国文化中心决定论，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美国式的全球化模式“是一种宿命论，是一种投降，这是一种放弃责任的意识形态的基石”。

 

    权威人士指出，对全球化迷信的结果，就是强调以外国资本和技术弥补我们的“比较劣势”。而实际上，依靠技术引进和境外直接投资对提升本国的科技竞争力的作用十分有限。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承担的国家软科学计划重大课题《利用外资与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该课题研究中，对北京、上海、苏州和东莞等地进行了一次大型问卷调查，收集了有关外资企业技术来源、技术研发以及技术溢出等方面的情况。调查分析显示，外资企业的生产技术主要以母公司的技术为基础，但主要以进口母公司机器设备为主，对母公司无形技术（知识积累等）的引入程度并不高，外资企业的研发支出和研发队伍规模普遍偏小，专利产出较低。调查显示，14％的企业明确表示公司过去几年中没有研发支出，年研发支出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企业数量仅占总有效样本量的14％。没有研发人员的企业占到11％。外资企业获得国内外专利的情况更不容乐观，有91％的外资企业从未申请过国内专利，申请国际专利的仅有13％。外资企业对华技术扩散十分微弱，“技术溢出”带来的效益微乎其微。问卷调查显示，在华外资企业中有60％认为与当地的政府没有发生过合作，77％的企业表示没有与政府研究机构有过正式合作，79％的企业没有与国内企业进行结盟的意愿。由此可见，外资企业向当地的技术扩散是相当有限的。

 

    权威人士分析认为，我国技术进步实际上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外资企业越来越严格地控制对华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对我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直接作用非常微弱。相反，对引进技术的依赖和跨国公司的垄断抑制了我国自有技术的产业化应用，抑制了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如果继续盲目地引进外资和技术，将会由于“路径依赖”的惯性导致我们在科技领域无可挽回的失败。我国汽车工业二十多年所走过的“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道路就是战略失败的典型。

 

    梅永红认为，引进技术只能作为提高创新能力的学习手段，目的是要在消化吸收的技术上提高自身创新能力，站在全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基点上的再创造和再发展。这是我们在国家层面上强调“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