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的深圳特区：从“闯”迈向“创”

 

    这个标志性雕塑矗立在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任时光荏苒，仍血性十足。

 

    今天，特区深圳迎来了３５岁生日。

 

    ３５年前，深圳披荆斩棘，闯关夺隘，以敢闯敢试的精神杀出一条血路，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３５年后，深圳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了经济转型的骐骥一跃，闯出一条新常态下转型升级的新路。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新答卷

 

    “当前深圳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一些用以衡量传统经济的指标已经没法用来解释深圳的发展。”深圳市创新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张思平的评价有着强劲的数据支撑。

 

    ——固定资产投资

 

    从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１４年的５年中，深圳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了年均１０．３％的增速，同期固定资产投资最高不超过３０００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一直很低，２０１４年只有１７％，是国内唯一低于２０％的大城市。

 

    ——能源消耗

 

    同为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１４年期间，深圳能源消耗增长维持在较低水平。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水耗五年累计分别下降１９．５％和４４．７％，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减排量提前两年超额完成“十二五”目标，ＰＭ２．５平均浓度降至３３．６微克／立方米，成为中国空气最好的城市之一。

 

    这些看似枯燥的数字，形成了这样的成绩单：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达到８．４％，超过全国平均水平。高增速的背后，伴随的是质量效益的稳步提高：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２７．９％，比全国地方级高１６．７个百分点；ＰＣＴ（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增长１４％，占全国比重达４９．７％。

 

    当前，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新旧增长动力尚未完成转换，外部需求收缩、内部“三期叠加”，经济下行压力大。

 

    深圳，逆风而行，向外界交出了一份令人惊叹的答卷。

 

    “这些数据说明深圳已经基本告别粗放型的增长模式，不再依靠铺摊子、上项目来拉动经济。”张思平说。

 

    当前，深圳呈现出创新型经济的显著特点，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科技创新和结构调整，经济增长与发明专利授权量、国际ＰＣＴ申请量等知识产权综合指标有着密切的正相关性。

 

    事非经过不知难。

 

    １９８０年特区成立至今，深圳历届市委市政府“一张蓝图绘到底”，高度重视产业迭代更新。深圳市发改委副主任吴优说，这一过程遇到过多次挑战，比较大的就有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和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也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贸易摩擦的增加，以及１０年前深圳土地、能源、水资源、环境等四个“难以为继”的倒逼。

 

    ３５年来，从最初的“三来一补”引进外资企业，到认识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走自主创新之路的战略意义，深圳敢闯敢试，同时善于用好用活政策，在体制机制上寻求新突破。

 

    谈到深圳每次都能比较好地把握住历史机遇，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李广镇一语中的，“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结构调整：创造性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深圳南山科技园柔宇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台上，一款超薄的柔性显示屏正被电风扇吹得“翩翩起舞”。

 

    柔宇科技创始人刘自鸿，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是深圳市通过“孔雀计划”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短短３年时间，他创办的柔宇科技生产出全球最薄、厚度仅０．０１毫米的柔性显示屏，以及拥有柔宇自主品牌的下一代显示终端产品。

 

    这项站在了世界前沿的技术，极有可能颠覆传统显示技术，解决显示屏幕越大、便携性越差之间的矛盾。近期，柔宇刚获得国际数据集团、深创投等机构共计１１亿元人民币的Ｃ轮融资。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抄袭美国硅谷的模式而不是美国抄袭我们？企业应当拥有属于自己的世界级的核心技术。”刘自鸿说。

 

    类似柔宇科技这样成长性好、具有跳跃式发展态势的“瞪羚型”企业在深圳并不少见。据统计，目前深圳高科技企业超过３万家，其中销售额超千亿元的３家，超百亿元的１７家，超十亿元的１５７家，超亿元的１２０３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过４７００家，形成了强大的梯次型创新企业群。

 

    深圳无人机企业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是新冒头的“核弹型”企业。８０后汪滔出于兴趣于２００６年创办大疆，研发生产的　“精灵”系列消费级无人机行销世界，如今大疆已被业内称为无人机领域的“苹果公司”。大疆在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的占有率已达７０％。

 

    像大疆这样的无人机企业成为深圳新的出口亮点。深圳海关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５年前５月从深圳出口无人机达到１６万台，是去年同期的６９倍。

 

    高新企业的成长，得益于深圳对于经济结构调整、发展高新技术的执著以求。深圳市经贸信息委副主任谢建民介绍，深圳发展高新技术是从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开始的，但真正的转型升级始于２００８年的金融危机。“危机对依赖出口的深圳经济带来了冲击，但深圳并没有退缩，而是将挑战变为转型升级的机遇。”他说。

 

    彼时，深圳开始将目光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陆续出台了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政策。２０１０年以来，深圳累计支持产业项目８４１７个；建设了２３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和集聚区。

 

    这些投入有了实实在在的成果。近５年，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年均增长２０％以上，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３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５０％。尤其在２０１４年，深圳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达１．８８万亿元，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结构调整的另一个难题，是在调整中压什么、保什么、促什么？

 

    为调整结构，深圳实行了最严格的产业准入标准，增强经济肌体的技术含量、知识含量和绿色含量。吴优说，近几年，深圳淘汰和转型低端企业超过１万家，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等１６大重污染行业基本退出深圳，“城市里很难看到一根冒烟的烟囱”。

 

    与此同时，深圳铁腕淘汰落后产能。作为曾经全国最大的家具出口基地，家具业在深圳２００８年产值高达８５０亿元。家具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油漆造成的污染，不仅居民投诉，也是产生ＰＭ２．５的重要来源。为此，深圳痛下决心搬迁５００多家大中型家具企业，关停１１２条无牌、无证涂装生产线。

 

    科技创新：从模仿式创新到源头创新

 

    长期以来，借助模仿式创新的后发优势，一些地方经济发展迅速。但随着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这一模式的边际效应正在逐渐减弱。

 

    走向源头创新，方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这是几乎所有推动创新的城市和地方都想做的事。问题是，怎么做？谁来做？

 

    在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说起高空驻留平台“云端号”，院长刘若鹏总会很兴奋。这款长４８米、高２０米的像热气球一样的机器，可以升至数千米高空，能向８０００平方公里的地面发射ＷＩＦＩ信号，同时还可以实时获取到深圳周边半径２００多公里海域内、２８个国家的船只信息。相比传统平台，其监控海域面积增加了９倍。

 

    这一成果是基于光启超材料技术的应用，正是凭借这一原创、颠覆性的技术，光启成为全球超材料领域的领跑者。

 

    成立５年来，光启已在超材料领域布局２８００多项专利，占全球这一领域申请量的８６％。超材料领域的专利数量，光启第一，波音第二，丰田第三。“后面几名的数量加起来还没有光启多。”刘若鹏说，“我们瞄准国际科研前沿，但绝不是为了发论文、拿项目，而是每天都梦想着用颠覆性的创新改变世界。”

 

    全球最大的基因测序和基因组学研究机构华大基因，同样在对源头创新执著追求。上世纪９０年代，华大基因代表中国，成功说服了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让其参与其中１％的测序项目，这一富有远见的行动让中国在全球基因科学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

 

    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说，２００７年，华大基因落户深圳，并逐步实现从“参与者”到“引领者”的跨越。８年来，华大参与完成了国际顶尖“千人基因组计划”、“国际大熊猫基因组计划”等，全球有关动植物基因研究发表论文的数量，华大占据了７０％以上。

 

    “光启、华大等企业在源头创新方面取得的成功，让人看到了深圳发展的后劲。”原深圳市科协主席周路明这样评价。

 

    从应用技术创新向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前沿技术创新转变，从跟随模仿式创新向源头创新、引领式创新跃升……深圳就这样在科技创新领域一步步爬坡过坎。

 

    当今世界，科技已成为国家间、城市间竞争的主战场。源头创新的能力会成就一个城市的发展，也会集聚起一个国家未来的实力。

 

    体制创新：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

 

    体制创新，这也是个不新的话题。在创新的过程中，政府到底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手伸到那里？在那些方面充分发挥市场的调配作用？

 

    深圳经济社会展现出的勃勃生机，得益于改革开放中率先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较好地处理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打造出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得益于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培育各类新型科研机构，不断探索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新路径。

 

    “我们不当运动员，也不当裁判员，只当场地维护员。”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主任陆健说。在他看来，深圳市场发育充分，政府要做的是尊重市场选择，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和企业家的核心作用，努力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

 

    体制上，深圳改革科研管理体制、研发资金投入方式，以财政“小资金”撬动社会“大资本”，建立覆盖产业链、创新链全过程的多元化投入机制。过去５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实现翻番，２０１４年超过６４０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４．０２％，占比相当于世界第二的韩国水平。

 

    突破原有体制的新型科研机构，成为新时期特区创新发展的重要活力来源。几乎以一家之力完成了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中国部分，华大基因却是一个“四不像”：科研机构、高校、企业、事业单位，哪一个角色都不能完全套上。

 

    引领全球超材料技术发展的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也很难用过去的“科研机构”来定义。院长刘若鹏说，形式可能不一样，但有一条核心法则，放弃“三唯论”——唯职称、唯学历、唯论文，只看重能力。

 

    如今，深圳各类新型科研机构达到４５家。很多创业者说，在深圳，他们不太感受得到政府的束缚，但如果需要，政府会提供保姆式的服务。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在深圳成长、读书、创业，亲眼见证了这个当年的边陲小镇的发展，“我体会最深的就是深圳开放、包容，以及鼓励创新创业的浓厚氛围。在这样一个充满生机和孕育希望的地方，许多来自各地怀揣梦想的人，通过自己的辛劳与实干不断地实现着自己的理想，为特区的持续蓬勃发展提供动力。”

 

    大海湾畔，云卷云舒。３５岁的特区深圳，已经脱胎换骨、焕然一新，“拓荒牛”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路上正奋力前行！（转自 新华网   记者彭勇、扶庆、马晓澄、孙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