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变革与创新
- 2013-06-04 14:12
提要
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城市建设和更新的大规模推进，中国先后有18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口号和目标。后来随着对国际城市、世界城市等认知的增加，认识到距离真正的国际大都市还很远。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建设的进一步推进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全球化背景下加速开放，提升城市层级再次成为焦点，世界城市相关的理论、实践与方法被不断引入到新的城市建设当中。
世界城市是在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中具有全球性协调和调控功能的文明重镇，它是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建设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城市，是中国城市现代化面临的必然选择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和标识，并不只是街道和人群的组合，它是有生命的。而城市体系中，世界城市更因其充沛的生命力而影响卓著。世界城市的取向不仅包含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素，更反映了城市发展的高标准方向。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世界城市是个很重要的参照，世界城市的理念、方法、要素、指标等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城市群落有很多借鉴价值，应当更多地引入到城市建设当中。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突破50%。中国已从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国家转型为以城市人口为主的国家。而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可达60％左右。今天中国，已形成京津唐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和辽中南城市群。资料表明：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国情，中国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意味有1500多万农村人口导入城市。如何实现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化，是各大城市下一步面临的挑战；而凸现城市的文化身份，实现从“经济城市”向“文化城市”转变，更是“十二五”期间中国城市提升质量、最终全面实现现代化更为深刻、重大的事情。
尽管城市发展有着自己的生命逻辑，但有无强大科学的城市领导力，是城市现代化成功与否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毫无疑问，城市领导力的变革创新决定着一座城市的“文明样式”，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变量。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社会运行模式、生产和生活消费模式以及人们的价值和观念系统。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呈现的许多问题，已越出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既有框架。“第一梯队城市”如何跨入世界城市的行列，而更多的第二、第三梯队城市如何凸现城市的文化身份，促进文化个性的成长，是今天中国城市群落普遍面临的突出问题——城市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人文艺术。一个没有“文化身份”的城市，是没有生命力和竞争力的。
而另一方面，建设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城市，是中国城市现代化面临的必然选择。
世界城市是在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中具有全球性协调和调控功能的文明重镇，它是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1915年，英国城市和区域规划学家迪格斯在《Cities in Evolution》一书中提出世界城市概念，用来指“世界最重要的商务活动绝大部分都须在其中进行的那些城市”。后来形成的公认的判别标准是，存在完整的金融和服务体系，以服务于国际机构、跨国公司、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客户；同时形成全球资本流、信息流和通讯流的集散地；并具有高质量的生活品质，能吸引有专长的国际移民和技术人才、政府官员和外交官等。
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城市建设和更新的大规模推进，中国先后有18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口号和目标。后来随着对国际城市、世界城市等认知的增加，认识到距离真正的国际大都市还很远。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建设的进一步推进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全球化背景下加速开放，提升城市层级再次成为焦点，世界城市相关的理论、实践与方法被不断引入到新的城市建设当中。
近年城市领导力问题普遍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成为各国现代化发展中的研究热点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中国城市建设提出了新的宏伟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是当下中国第一梯队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十二五期间面临的重大任务。从全国城市发展态势看，城市领导力的激荡、创新和变革，是中国21世纪城市现代化关键所在，决定着中国城市的命运和未来前景。切实提升城市领导能力，是当前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攸关全国能否真正建成一批国际大都市的决定性因素。
人类早期对领导者、领导能力等方面论述体现出人类对领导行为合理性的要求，但由于其零散性和时代局限，没有成为一门完整的科学体系。领导科学自20世纪30年代在西方诞生，20世纪80年代，明确提出领导力概念并开始多视角研究。近年关于城市领导力问题普遍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成为各国现代化发展中的研究热点。城市领导力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在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
美国社会科学家摩尔根认为，人类的经验只产生两种政治方式。第一种，也是最古老的一种是社会组织，其基础是氏族、胞族和部落；第二种，也就是最晚近的一种是政治组织，其基础是地域和财产。按照第一种方式建立的氏族社会，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个人与氏族、部落的关系来体现的；按照第二种方式组成的政治社会，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个人与地域的关系来体现的，即乡、县和国。
人类早期对领导者、领导能力等方面的研究，体现了对领导行为合理性、正义性要求，但由其零散性和时代局限，没有成为一门完整的科学体系。受现实生活的激荡，领导科学自20世纪30年代在西方诞生，不断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探寻研究领导现象。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出现的领导特质理论，试图找到领导者个体的内在天赋，解析领导者与非领导者的个性差别；而领导行为理论试图从领导者的外在行为及其方式风格中找到领导者应有的能力特征、阐述领导行为效率；领导权变理论则试图从领导者、被领导者与领导环境之间相互关系中确立有效的领导力模式。
20世纪80年代，现实社会生活的急剧变革，促使人类迈入现代领导科学理论研究的新境界，人们从政治学、社会学、组织行为学、管理学、心理学等方面深入研究领导行为及领导力，提出了诸如领导科学理论。80年代后，企业家精神的兴起，又使美英等国的研究者们更多关注企业领导现象，如詹姆斯·库泽斯（James Kouzes）与巴里·波斯纳（Barry Posner）出版了领导力领域“第一权威著作”的《领导力》 （The Leadership Challenge），并将研究视角拓展至21世纪的政府、企业、学校、医院、军队、社会团体等众多层次和领域。
人类的21世纪注定面临着更多变革创新的命题。领导科学进入21世纪后，旋即引发诸多变革，研究视角更多聚焦于城市公共管理领域，许多世界著名领导学家如德鲁、赫塞、豪威尔和科特等都更多地将研究放在企业组织之外的城市领域、公共领域等来思考人类的权力行为和权力现象，思考政府组织的领导力及组织的社会责任等。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各种领导科学理论方兴未艾。人类领导力研究特别是城市领导力的研究，正进入一个酝酿着许多新突破、新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城市领导力，主要体现在有无出色的推进城市创新发展的顶层设计的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城市领导力，主要体现在有无出色的推进城市创新发展的顶层设计的能力，诸如城市定位规划能力、城市经济发展能力、城市文化促进能力、城市公共服务改善能力、促进社会治理和激荡社会活力的能力、 城市资源积累和整合的能力以及借鉴国际社会城市管理经验，建设世界城市的能力这样一些重要方面及其科学性、关联性、系统性等；同时，良好、科学的城市领导力，还体现在推进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进程中如何处理好人为与自然的关系。
作为文明文化积淀之物的城市，本质上是“自然秩序”作用的结果，是历史风雨雕塑的作品，人的意志不可能完全操纵城市文化生命的运行。人类的生存空间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当我们施加太多的意志在城市发展上的时候，人的短视、偏好、浮浅和种种美丽的愚蠢，就会不可避免地、物型化地出现在城市形貌上，它不仅包围着今天人的生活，而且还会以物型存在的方式，去干预和影响今后人的生活。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最近忧心忡忡地指出：“中国每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速度之快令人咋舌。”冯骥才援引官方公布的数字说，过去十年，中国总共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比较妥当的说法是每一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传统村落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
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城邦”的特点时说：“一切城邦既然都是这一生长过程的完成，也该是自然的产物。”这种“自然的产物”，是各种历史元素、各种社会元素耦合、天人合一博弈的结果。尊重城市生态的自然哲学，尊重和体认城市的文化特性和内在生命律动，不包办城市文化发展的自身逻辑，尤其不把“计划偏好”转弯抹角地弄到城市发展中来，是今天加强城市领导力当中应当认真解决好的问题。
提升中国城市的国际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开拓世界城市的中国道路，有很多具体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顶层设计。进入21世纪后，在现代化路程上前行的许多中国城市，都面临着“转型发展”的任务。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作为中国现代化程度和国际化水平相对高的前列城市，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典型城市和“先行先试”的前沿地带，理应通过深入研究，拿出翔实成果，为全国提供参照经验。
在大力推进国际城市建设的基础上，再向更高层级的世界城市和全球城市迈进。这当中，能否在坚持“中国特色”的同时，更好地体悟“世界潮流”和“时代特征”；而在借鉴参照世界城市有益经验的同时，能否开拓世界城市建设的中国道路，高瞻远瞩地进行新一轮城市改革发展的谋篇布局，登上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制高点，这是对十二五期间中国各大城市是否具备真正强有力的城市领导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