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需审视影响创新的制度环境

　　“由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成本下降收益上升，激励着知识产权保护的扩张，而这一扩张又客观上减少了新知识财产的数量，提高了新创造者的输入成本，进而又对创新起到某种程度的阻碍作用。”

　　咨询公司埃森哲（Accenture）最近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称十年内中国的创新能力将超过欧洲。这项由商业游说团体BusinessEurope委托对500名欧洲商界领袖所做的调查，充满着深深的欧洲式担忧欧洲经济正陷入萧条，而华为等中国企业追赶的步伐可没停着。

　　2/3被调查者担忧的是，因欧洲经济疲软导致的工业下滑，让企业不愿拿出更多现金用于新增投资、培训及研发，而失业率的攀升也让劳动力竞争优势减弱。为应对创新不足，这些商界领袖希望政府投入更多公共资金用于研发，并通过减税等措施为企业创造更好的融资环境。重建欧洲的技术基础与拓展融资渠道，正是埃森哲该报告给出的解决方案。

　　这份有着强烈游说色彩的报告，对欧洲目前的创新现实做了准确的描述，但对未来的展望则过于悲观。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中国当前的国策，中国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创新，中国的不少企业也开始意识到创新的重要性进而投入资金和人力，中国社会也开始形成对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共识，但认为十年内中国创新力超过欧洲则有些过于担忧。

　　当然，要得出这个结论，并无看起来更为可靠的量化指标。但认真审视一下中国的创新现实，担忧并不比欧洲少：从国家战略与资本层面讲，中国近些年开始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创新，但创新投入的效率却很低（高校与科研院所受制于官本位体制与文化，纯粹的技术型人才被轻视或怠慢是常有的事儿，同时科研成果的市场转化率亦很低，重复与抄袭全国各地比比皆是）；创新往往由产业推动，但中国的不少产业尚处于低端状态，产业升级的难度很大，创新型发展可望不可即，而不少不缺融资渠道与创新条件的企业又多急功近利，创新的回报并不那么直接与快捷，追逐更利于获取利润的渠道成为首选，实业被轻视，“实业空心化”现象严重；再者，中国又缺乏好的创新保障制度与环境，比如轻视知识产权、抄袭长期被纵容等，这在一方面促进采取后发战略的中国取得了过往的成就与进步，另一方面又开始制约中国未来创新的发展。中国如果任由“实业空心化”和“创新口号化”继续下去，欧洲压根儿不用再加以担心。

　　笔者花较大篇幅描述中国创新发展中的问题与弊端，并不意味着中国过去的经验毫无借鉴之处。欧洲与中国的最大不同在于创新的环境不同，欧洲处于后创新时代（由一度为世界最领先的创新地沦落到仰美国日本之鼻息），而中国尚处于创新前时代。不同的环境需要有不同的策略，欧洲确实不乏需要检讨之处。

　　欧洲需要检讨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不可否认欧洲的知识产权处于世界最领先位置，主流观点认为知识产权的完善恰恰是创新的促进与激励，不少国家如中国亦把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首要前提。笔者毫不怀疑知识产权对处于创新前时代的中国的积极意义和长远价值，但希望欧洲警惕知识产权保护扩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由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成本下降收益上升，激励着知识产权保护的扩张，而这一扩张又客观上减少了新知识财产的数量，提高了新创造者的输入成本，进而又对创新起到某种程度的阻碍作用。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科技快速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滞后并存的现实可提供某些经验借鉴。

　　这是处于后创新时代的经济体最容易陷入的怪圈，而主流观点亦常常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知识产权保护过度扩张的更大风险在于，其因获利的成本低廉而挤占创新资源的同时，更容易激励政府或企业把追逐知识产权保护扩张作为目的而忽视了创新的本来目的。当把知识产权保护扩张作为目的时，创新被忽略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我们看到欧洲经常挥舞碳税或知识产权保护大棒向世界不少国家和地区收取费用时，我们还应该看到隐藏在大棒背后的创新乏力。欧洲除了需要警惕因整体经济下滑企业外迁创新投入不足的风险外，也该腾出手来重新审视影响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