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新结构经济学表明，中国应按比较优势发展

 

    二战后，全世界总共有13个经济体，平均每年增长速度达到7%或更高，且持续了25年乃至更长的时间。

 

    中国改革开放32年间的年均经济增速是9.9％，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变成了上中等收入国家。2011年的人均收入达到5400美元。这段时间的贸易增长是史无前例的，年均增长17％，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6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拉动了全球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和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成为帮助世界走出危机、恢复成长的主要动力。

 

    但是，中国本身存在一些问题，如收入分配问题不断恶化，已经超过基尼系数0.45的安全警戒线。环境也在不断恶化，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尤其是最近一年半以来，从去年年初到现在，每个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不断下滑，到了今年的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的速度跌破了8％，只有7.9％。很多人担心中国是否已经进入到中低速增长时期，过去的经济发展的快速势头不能持续。如果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社会上存在的经济问题可能会集中爆发。

 

    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宿命

 

    中国现在是中等收入国家，世界上绝大多数低收入国家不能摆脱低收入陷阱，中国做到了，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低收入变成现在的中等收入。不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最明显的就是拉丁美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在上世纪初时有不少高收入国家，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变成中等收入国家。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绝大多数还在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上，大概只占美国收入的20％~30％。

 

    在欧洲，像爱尔兰、西班牙，二战后已经从中等收入国家变成高收入国家。在东亚地区，像韩国、新加坡，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还可以继续向高等收入国家水平发展。所以，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必然，并不是命运。

 

    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来看，怎样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说明几件事情：一是，为什么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成功，而仅有少数发展中经济体可以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高收入？二是，中国从1979年开始转型，取得非常大的成功，可绝大多数转型国家却失败了。中国改革以后，经济发展取得非常好的效果，但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一个对未来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必须把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解释清楚。

 

    判断一个国家能不能发展，必须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工业革命以前，即使是现在欧洲的现代发达国家，长期经济增长也是非常缓慢的——根据经济史学家的研究，西欧这些国家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前，每年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只有0.05％，需要1400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18世纪中叶以后，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了，原因是什么？是工业革命以后，技术不断地创新、产业不断地升级，在原有产业上的基础创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同时，产业的升级代表各种生产要素可以从附加价值比较低的产业部门向农业部门、制造业部门、现代服务业部门转移。这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可以持续快速发展，并且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拉开收入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

 

    而世界其他地区，由于不能进入现代的经济增长，就陷入到低收入水平的陷阱。或者是达到中等收入以后，不能持续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升级、进入新的产业结构，这是他们经济发展失败的主要原因。中等和低收入陷阱是不能进行持续的结构变迁造成的。

 

    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在二战后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根据研究，从二战以后，全世界总共有13个经济体，平均每年增长速度达到7％或更高，而且持续了25年乃至更长的时间。

 

    要按比较优势发展

 

    根据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这13个成功的经济体有五个共同的特点：第一，他们都是开放经济，并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时利用世界上已有的知识进行产业和技术创新；第二，他们都达到了宏观的稳定；第三，这些经济体都是高储蓄、高投资；第四，都是市场经济体；第五，都有一个高效并积极的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作用。

 

    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主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说“这是一个国家成功经济发展的要素”。但是，他认为要取得成功并没有大家可以跟随的秘方。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是有秘方的。一个国家的产业和技术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如果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这个国家的经济要快速发展，必须改变要素禀赋结构，也就是要增加劳动力可用资本的拥有量。

 

    资本来自于剩余和剩余的积累。如果一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会具有竞争力，能够创造最大剩余，可以积累的资源就越多。同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投资的回报率及储蓄和投资的意愿会最高。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速度越快，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升级的速度也越快。按比较优势发展是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的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源泉。

 

    根据上述五个特点，再具体分析：

 

    如果一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它当然是开放经济——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到国外去，进口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这当然是开放的自由的贸易体系。同时，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就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利用国际上已经存在的技术和产业的知识作为创新的源泉。

 

    如果一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产生的内部危机比较少。同时，在面临国际危机冲击的时候，由于内部经济素质好，缓周期的能力强，宏观经济会比其他的更稳定。

 

    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可以创造最大的剩余，有最大的储蓄和积累来源，投资回报率会最高。因此，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最高。

 

    比较优势对企业来讲就是追求的利润。怎样让企业在追求利润时，技术和产业选择会主动根据比较优势进行？一个前提是必须有一个价格信号体系，能够很准确地反映要素禀赋当中劳动和资本的相对丰富程度。这样的价格信号只有在完善竞争的市场体系当中才能够获得。

 

    如果一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当要素禀赋升级时，产业和技术就要升级，就会存在外部性和协调的问题。如果政府不因势利导地发挥积极的作用，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就不见得会发生。如果发达国家没有专利制度，很多企业就不会进行技术创新。这是国家发挥因势利导作用的一种方式。

 

    从这个角度看，一国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秘方就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

 

    中国双轨制的历史贡献与现实困境

 

    从这个角度看，为什么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不成功？因为二战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取得政治和经济的独立，发展道路受到所谓结构主义模式的影响，如拉丁美洲国家、南亚国家。结构主义建议发展中国家优先发展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大型重工业，而他们当时的条件是资本相当短缺，是农业经济。而在资本短缺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之上建立现代化的产业当然是违背比较优势的。在这种状况下，优先发展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投资靠政府动员，继续生产经营靠政府的保护补贴。保护补贴创造了很多扭曲，创造了很多租金，就会有寻租、腐败等一系列问题。资源错配，再加上寻租活动，经济发展绩效当然非常不好。

 

    改革开放前，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追寻这种道路，也就是违反了比较优势，所以是失败的。

 

    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其他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也在进行改革。他们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忽视了一点，这些转型中国家原来优先发展的部门有大量缺乏能力的企业。如果按照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把补贴取消，企业就会破产、大量失业、政治不稳定、社会不稳定，在这种状况下，经济当然不能发展得很好。

 

    同时，华盛顿共识强调政府失败，按照市场来经营，也不能让政府发挥因势利导、帮助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活动。因此，华盛顿共识推行的结果，使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绩效比六七十年代按照结构主义时的绩效还低。

 

    中国的改革为什么成功？我们知道，中国走的是双轨制道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外学界不少人认为，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最糟糕的就是双轨制的经济。实际上，中国的双轨制曾经比较成功，因为它一方面是给原来优先发展的部门、缺乏实力的企业以必要的补贴，另一方面是对原来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开放，允许三资企业、外资企业、民营经济进入。并且，各地在推行经济发展的因势利导作用，取得了快速发展。

 

    但是，中国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实行双轨制时保留了不少扭曲，保护原来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这些扭曲包括，第一是金融行业的大银行，只能给大企业和富人提供服务；第二是资源价格非常低；第三，很多部门是垄断的，像电信、交通。这种情况就造成收入分配向大企业和富人集中。有钱人的消费倾向比较低，大企业的消费倾向更低。财务向这两个方向集中，就会造成储蓄或投资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消费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低的局面。

 

    如果投资比较多，国内消费能力又比较低，当中的缺口就变成出口——这也是造成贸易问题的主要原因。现在经济中存在的很多问题，都是因为我们推行了双轨制的改革不到位。

 

    向单轨制过渡，政府要因势利导

 

    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谈中国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应该怎样做？要从两方面进行思考：

 

    一方面，要深化改革，由双轨制向市场单轨过渡。当初实行双轨制，是因为我们当时是资金非常稀缺的国家，1979年人均收入不到非洲国家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但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已达到5400美元，是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现在大部分国有企业是可以盈利的。因此，没有继续保护补贴的需要。这种情况下，就要扭转双轨制遗留下来的扭曲，包括金融过度集中的问题——应该发展能够给农户和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地区中小银行或地区中小金融机构。

 

    同时，原来的资源基本是白给的，现在应该将资源的费率提高到国际的合理水平，让山西煤老板的故事不再发生。

 

    原来的垄断领域现在都是有竞争力的营利行业，这种情况下应该允许民营经济进入，进行竞争、深化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按照比较优势发展。

 

    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政府还要发挥因势利导的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作为中等收入国家，因为发达国家退出了一些产业，我们已经处于或非常接近世界产业前沿。这些产业要进行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就要靠自己的研发。这种情况下，政府怎么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第一，建立比较好的专利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鼓励创新；第二，必须支持基础科研，基础科研对商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有支撑作用，政府必须在这方面发挥作用；第三，可以像发达国家一样，对一些新产品使用政府采购的方式，让这些新产品很快达到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第四，用行政命令。比如，美国为了支持生物能源，规定到2020年美国的生物能源比重必须达到一定比例。

 

    我们国内在谈政府作用的时候，有时讲全部靠市场，政府不应该发挥作用。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发挥积极作用，就等于自废武功，永远不可能赶超发达国家。比如拉丁美洲的智利，在上世纪70年代改革以后，它是“华盛顿共识”的模范生，但智利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没有出现新的产业，收入分配也越来越恶化。

 

    如果中国要进一步改革，一方面要深化市场体制的改革；另一方面是发挥政府积极的因势利导的作用。(作者 林毅夫，系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