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处于社会改革机遇期

 

    记者曾让郑永年把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排个顺序，他毫不犹豫地把社会改革放在了首位。他说，政治改革大幅度推进的条件并不十分成熟，经济改革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如何进行社会改革，通过循序渐进的变革，完成中国社会向富强、民主、文明的中等发达社会转变的重要步骤，是现阶段应该做的

 

　　在海外研究中国的学者中，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是对中国实际情况有扎实了解的一位。2011年初，记者刚到新加坡不久，就到他在东亚研究所的办公室去采访，谈的主题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日前，我们和郑永年先生再次谈起这个话题。

 

　　经济和社会建设应同时推进

 

    记者:有人说现在是中国发展和改革的机遇期，您怎么看？放在最近三十年或者十年发展轨迹中，为什么现在是机遇期？

 

　　郑永年：机遇期这个说法已经有很多年了，大家一般说的是经济发展的机遇期，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但是我说的机遇期跟人们一般说的不太一样，更多是指社会建设和社会改革的机遇期。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这三十多年里，在十六大以前整个的工作重心是经济工作。官方的说法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功绩是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个转型对中国很重要，也是后来经济建设取得那么大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我要强调的机遇是社会工作的机遇。从国际和历史的经验来看，先是经济发展，这个阶段发展市场经济就很重要，贫穷的状态下社会是不会稳定的，老百姓不会感觉到特别幸福。苏联东欧的垮台就是因为政府没有能够向老百姓提供经济福利。

 

　　为什么要强调社会工作呢？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很多人将中国的发展模式与欧洲以及四小龙和日本的东亚模式比较。在经济上，中国的发展方式的确跟日本和四小龙的发展非常相像，政府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一点跟西方不一样，欧美政府基本上不管，主要是扮演监管的角色。但是从社会发展的模式上来看，中国又跟当年的欧洲有点像。中国政府的工作重心向经济转移，这个方向是对的，但后来却逐渐形成了过度的GDP主义。过度地以追求经济增长为中心，相对地忽视了社会建设、社会改革和社会工作。这个跟当时的欧洲有点像--我说的是19世纪的欧洲，当时很少讲人的社会权利。后来社会主义为什么产生在欧洲？就是因为市场经济不管一般老百姓的权利，过度照顾到资本的权利，所以产生了很多规模非常大并且时间非常长的工人阶级运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产生了以后，欧洲开始慢慢把重心转移到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并重。

 

　　当然，今天欧洲的福利社会过度了，但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没有当年的社会改革和社会政策的话，欧洲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是存在不下去的。亚洲四小龙和日本，也是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走完了欧洲一百多年才走完的路。但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没有出现欧洲那样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为什么？因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在关注和推动社会改革，先发制人地制定社会政策，来避免社会的动荡。这是东亚的模式。

 

    改革有助壮大中产阶层

 

    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类似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但在社会建设上比较落后，反而更像旧时的欧洲，这就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我说的机遇就是这样，我们应当从前一阶段的以经济建设为重心，转移到以社会工作为重心。当然经济发展也很重要，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应该说社会工作和经济发展并重。现在是一种失衡的状态，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出现了失衡。

 

　　搞社会建设需要钱，这个就是机遇期。新中国建国前几十年也在做社会建设，但当时没有钱，社会服务基本上是缺失的状态。

 

　　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可能永远保持高增长。现在经过长时期的高增长，政府和社会财富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尤其是中央政府有财富，这个时候就要搞社会政策。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确实有一个十来年的社会建设的机遇期。如果搞好了，就可以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反之就会麻烦了。中国可能会经历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经历的痛苦，不死不活，长期停留在人均GDP四五千美元的水平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无望，政治不稳定，社会没秩序。中国最关键的就是社会改革。

 

　　为什么说社会改革很重要？日本和四小龙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不仅达到了很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也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日本在二战以后不仅有企业的终身雇佣制，而且政府也通过工资倍增计划，让中产阶级变得很大。新加坡也通过住房和公积金等制度实现了社会的转型。台湾和香港则依靠大量中小企业的发展。韩国跟新加坡的情况差不多，中产阶级也比较发达。这个非常重要。中产阶级庞大意味着什么？一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中产阶级就是消费社会。二，中产阶级意味着社会稳定。三，中产阶级意味着创新。中国社会不稳定，就是因为中产阶级过小，社会过于分化，中产阶级也会争取权利，抗议示威，但是比较和平的。你自己有车有房，不会去烧人家的车和房。如果自己没有，才会仇视。

 

    改革急需寻找突破口

 

    记者:您如何看待过去十年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

 

　　郑永年：过去的十年，从政策转型来说我觉得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十六大以前，就是一个经济工作，过分的GDP主义也是这一段出现的。十六大以后的最大功劳就是开始提倡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慢慢把工作重心转移，慢慢把社会政策包括在议程中。公平地说，过去十年确实做了一些事情，社会保障，如低保等，教育改革也做了一点，公共住房这几年也在做，医疗改革也在做。但是遗憾的是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我觉得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中国的改革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可供借鉴，需要自己摸索。

 

　　社会改革从十六大提出到现在，刚好十年。这些年来一直在探索，要说到最近这几年的表现，我就说它开始要找到一个突破口了。是不是确实找到了，那是另外一个评估，但是确实是一直在努力。公共住房、医疗和低保这几个方面，要想齐头并进也确实不大可能，确实需要一个突破口。另一方面，这几年的外部环境也确实不太好．2008年以后很多措施都是在应对金融危机。

 

　　记者:很多人感觉，我们确实在寻找突破口，但是社会改革挖了一锨土，碰到硬石头就挖不下去了？

 

　　郑永年：对。要突破的时候，反而因为危机的影响，把它拉回去了。这是个难题。应对危机，可能要依赖一些既得利益群体，但这么做反而强化了既得利益，使得改革的某些方面反而出现了倒退，增加了改革的难度。

 

　　客观地说，过去十年中国也在努力纠正此前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新自由主义进入了很多社会领域，表现在医疗、教育的全盘产业化，要想减少这方面的影响，也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记者:您觉得未来三五年有可能的突破口会是在什么地方，比如住房什么的？

 

　　郑永年：我觉得医疗是非常大的一块。这是人的基本权利，不能因为没有几块钱就不给你看病。

 

    政府应向社会分权

 

    记者:您觉得未来几年改革会有进展吗？希望大吗？

 

　　郑永年：我想这个是必须要做的。不改革，这个体制会越来越麻烦。任何一个体制都是危机驱动的，西方也一样。小危机小改革，大危机大改革。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就是先发制人的社会改革，社会相对比较平稳。如果是倒逼改革，这样的机制就有点像以前的欧洲或者前苏联和东欧，会激进化，产生暴力。中国的选择要不就是主动改革，要不就是被倒逼着改革。再回到以前的做法肯定是行不通了，只能是符合社会发展大趋势的改革。

 

　　我个人还是比较乐观。社会改革的探索已经进行了十年，也应该知道下面怎么走了。

 

　　记者:改革可能需要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郑永年：政府大多是自上而下的。现在整个世界的趋势都是地方政府的崛起和中央政府的衰落。日本也是这样。中国也一样，地方改革动力还是十足的。只是有些模式成功了，有些模式不成功。

 

　　如果经济改革的目标是政府向企业分权，那么社会改革的主要动力就是政府向社会分权。不向社会分权哪能改革得动？大部制改革目标是分权给社会，但是实际上却变成了部门的集中，大部制改革应该是放权给社会，让社会对政府的监管加强。

 

　　记者:有的人说没钱才会倒逼政府改革？

 

　　郑永年：政府有钱的情况下和没钱的情况下进行的是不同的改革。没钱的情况下进行的也许是私有化，变卖国有资产等改革，但社会改革还是做不起来。社会改革需要钱，碰到财政危机进行改革跟社会改革是两码事。

 

　　中国没什么别的选择。要么是欧洲的道路，要么是亚洲四小龙的改革。欧洲的道路肯定要有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民族主义的上升，这可能造成危险的局面。欧洲当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要么就是一些中等发达国家的道路，“民主化”了以后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今天中国如果走向“民主化”，滑向欧洲道路的可能性会更大。因为一旦过早“民主化”，加上民族主义，未来的道路不一定能够在掌控之中。

 

    建立消费驱动型社会

 

    记者:过去大概十年的时间，经济危机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您觉得经济发展需要转型吗？

 

　　郑永年：中国经济发展当然是另外一个转型，出口型要转向内需型，这就需要建立消费社会。但是消费社会怎样建立呢？这就又回到刚才说的社会改革上去了。

 

　　中国人为什么老是存款，因为“房奴”、“孩奴”，需要解决住房和教育、医疗等保障问题。中国经济能不能取得可持续发展，取决于我们能否建立消费驱动型社会，这一点非常重要。依赖欧美肯定是错误的方向。中国的调整就需要建立消费型社会。说来说去，就是建立中产阶级。如果接下来几年能够把中产阶级做大，那么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也不需要“维稳”了。

 

　　记者:城市化是不是正确的方向？

 

　　郑永年：现在对很多城市的官员来说，他们关心的是土地的城市化，不是人的城市化。通过城市化把人家的土地剥夺了，这个更惨。现在有些地方城市化已经过度了，需要的是巩固，要把人的城市化放在优先的位置。

 

　　我觉得现在很多城市官员对于城市化没有正确地理解。他们以为城市化就是把城市做大。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农村人口还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城市化要和农村的建设齐头并进，而并不是说要把农民的土地拿过来进行城市化。否则土地城市化了，人倒还没城市化。有些地方已经过度了，造成了城中村，城市的农村化。欧美也一样，城市化并不是说农村就不重要了。过不了多少年，中国人就会怀念起乡村生活。

 

　　记者:现在要壮大中产阶级，瓶颈在哪里？

 

　　郑永年：从历史上来看，中产的壮大不外乎通过几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教育、医疗这些保障要做好。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中产阶级的确成长很快，但中国的中产阶级缺乏制度保障，今天的中产说不定明天就可能变成贫穷阶层。为什么呢？这个所谓的中产就是靠自己的存款，小孩上学了马上就变成了“孩奴”，买了房子就变成了“房奴”，一家人中有人得个重病，可以倾家荡产，因为没有保障。所以要把社会建设做起来，把社会保障做起来。另外一个就是企业的责任，让人们的收入慢慢增加。在有保障的情况下，人们的收入增加。(本网驻新加坡记者 陈济朋 胡隽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