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有助加快经济结构转型

 

 

 

    当前，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快速推进，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重大转型时期。如何实现经济稳步增长，如何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如何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如何构建扩大消费长效机制等一系列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分头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和普通民众，希望通过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独到见解和看法，为我们找到一个答案。

 

    近年来，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日前发布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指出，我国部分行业工资过高导致收入差距拉大，尤其是部分企业高管收入增长偏快，水平过高。行业之间、部分职工群体之间收入差距逐步拉大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分配秩序不够规范，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

 

    收入分配改革将如何推进？对经济结构调整有何影响？老百姓能从中得到哪些实惠？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方案看点

 

    记者：近几年有关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即将出台的消息一直不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在10月25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态，“争取在今年年底之前发布”。就您的了解而言，此次方案主要内容或者改革重心会如何？

 

    迟福林：我国早在2004年就启动收入分配改革调研，但收入分配改革本身就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涉及多方利益关系，征求相关方面的意见时肯定会有阻力和不同看法。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改革措施的出台难免被拖延。

 

    但从此前各方表态来看，我认为，今年年底前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应该会出台。谈及方案重点，应是以提高“两个比重”，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为大方向。

 

    就个人观点而言，我很关注方案中几点：

 

    一是，在调整居民收入分配方面有没有约束性指标。比如，把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当作考核收入分配改革进展的刚性指标：“十二五”时期，要通过收入分配改革，使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从当前的60%左右提高到70%左右；把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政府和企业收入增长作为考核收入分配改革进展的刚性指标。从中长期来看，要通过结构性减税以及相关的财政制度安排、工资协商制度建设，确保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增长，并由此评价收入分配改革的进展。

 

    此外，把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确定为收入分配改革进展评估的刚性指标。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重点是发展小企业，落实劳动者集体谈判的合法权利，鼓励劳资集体谈判。

 

    把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作为收入分配改革进展的重要指标。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应在10%以上，逐步使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50%。扩大最低生活保障救助面，逐步提高城乡居民低保标准。

 

    二是，扩大中等收入者规模方面是否有实质性举措。其中，结构性减税是最重要的一项政策。目前，我国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水平，应该争取每年提高两个百分点，到2020年将有可能达到40%以上。如果这个目标能实现，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就有了主要的基础和条件。

 

    三是，在收入分配基础制度上能否有突破。对我国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尽快建立收入分配的基础制度，比如工资协商谈判制度、工资预结算制度、财产申报以及官员财产公开等制度安排，这些都是收入分配基础制度建设的主要内容。

 

    记者：您曾建议在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同时，还应出台相关配套改革政策。能否具体说说应出台哪些配套政策？

 

    迟福林：收入分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涉及多方面深层次和结构性的体制矛盾，不能单靠出台一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加以解决，应该配套出台一些政策。

 

    第一，尽快出台以公益性为目标的国有资本调整方案。在细化非公经济新36条、注重通过打破行政垄断、建立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完善初次分配的同时，进一步规范对国有企业的分红收租，把更多国有资本配置在公益性领域，发挥国有资本在完善再分配中的作用。

 

    第二，尽快出台全国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方案。把基本公共服务向农村、落后地区和困难群体倾斜，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完善再分配的重点加快推进落实。

 

    第三，尽快出台财税体制改革方案。注重通过控制过高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和实行结构性减税调整国家、企业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格局。积极探索开征物业税、遗产税、赠与税等新税种，发挥财税体制在再分配中的杠杆作用。

 

    社会热点

 

    记者：谈及收入分配改革，“垄断国企高收入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对此，您怎么看？您对此有何建议？

 

    迟福林：垄断行业改革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既涉及垄断行业高管工资的管理，也涉及财产公开，以及税收制度问题。国有企业、央企，特别是垄断行业的高管工资与一般行业工资比例差距太大，已经成为各方普遍关注的一个突出矛盾。我想有关垄断行业高管工资管理方案会提出来的，至少会有一些原则性规定出台。因为政府工作报告中已提出，要对垄断行业高管过高的薪酬进行限制。

 

    事实上，这些年来，由于收入分配改革严重滞后，收入分配秩序混乱、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经济社会矛盾的焦点。为此，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显得尤其迫切。

 

    收入分配改革必然涉及现有利益格局变动，最大阻力也来自既得利益集团。例如，要提高个人所得税，最大的阻力来自高收入阶层；要增加房产税，有很多房产的人肯定坚决反对；要提出对低收入人群增加转移支付，有人可能反对，因为这将意味着做政绩工程的资源减少。但是，理顺收入分配秩序、建立和完善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是发展方向，不下决心触及现有的利益格局，为国家长治久安解决好分配问题，就会造成经济社会问题的积累，而且由此既形成发展方式转变的障碍，又增加了某些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因素。

 

    因此，不打破利益关系的掣肘，收入分配领域矛盾和问题难以改变。

 

    记者：如您所言，打破利益关系掣肘是收入分配改革破局的重点，那我们该如何操作？

 

    迟福林：当前，由于收入分配的一些基础性制度缺失，加大了治理收入差距过大的难度。我认为，应该在基础制度建设上下功夫。

 

    首先，建立完善的收入登记制度。当前，个人收入记录和统计体系不健全，税务部门难以掌握居民个人收入情况，尤其是没有掌握高收入者的实际收入，灰色收入过多，严重制约个人所得税在缩小贫富差距中的作用。政府应下决心，在未来两年左右建立和完善居民个人收入记录和统计体系，同时加快建立规范的现金管理制度、强有力的收入监督和惩处机制，加快建立居民收入记录和统计制度。

 

    其次，积极稳妥地探索和选择官员财产公开的现实路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破冰”需要积极稳妥，着眼未来，循序渐进，最大限度地化解改革阻力。

 

    第三，以工资谈判协商制度为重点建立劳动者报酬的保障机制。从实际情况来看，提高劳动者报酬、促进劳动报酬合理增长的主要任务是积极推进劳动报酬协商机制的建立。例如：加快建立企业主、工会、政府三方共同协商的工资谈判制度，尤其要促进各类企业与职工之间劳动报酬协商机制的建立；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政策，实现全体劳动者同工同酬；修改完善劳动法，加强和细化现有工会和劳动报酬形成机制的相关内容。

 

    意义重大

 

    记者：收入分配改革对未来经济发展意义何在？

 

    迟福林：过去30年，我国享受了全球化红利、低成本红利以及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市场红利，经济总量迅速提高，“坐二望一”的趋势明显，并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传统南北差距下形成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难以持续，但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尚未形成，贸易摩擦和纷争骤起，我国面临的全球系统性风险在逐步加大。为此，未来5-10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博弈过程，矛盾可能更加突出。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我们的重要选择是以转型与改革的突破，释放国内巨大的需求潜力，尤其是消费需求潜力，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以及支撑未来5-10年7%-8%的中速增长。

 

    从国内环境来看，劳动力成本、资源环境成本等加快上升，传统成本优势将不可避免地被弱化，过去行之有效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投资、出口主导增长方式难以为继，我国亟须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因此，未来关键在于把扩大消费作为稳增长的战略重点，并加快推进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

 

    而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意义正在于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刺激居民消费，从而带动经济稳步增长。我认为，随着收入分配改革稳步推进，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保持7%-8%的增长水平应当没有问题。

 

    记者：收入分配改革无论对经济还是民生都是好事，您个人对收入分配改革有何冀望？

 

    迟福林：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出台，肯定会让老百姓得到实惠，提高“两个比重”后，就等于提高了老百姓的工资收入。结构性减税也会有动作，中等收入群体来说必然会从中受益。我认为，能够通过改革让老百姓普遍得到实惠，这个方案才算是成功的。（记者 梁敏）